文｜《中国科学报》见习记者 王兆昱

57岁的余金权顶着帅气的“爆炸头”、拿着一杯咖啡出现在街头。这个造型让他看起来像个摇滚歌手，实际上的他却是一位化学大牛。

余金权 图源：麦克阿瑟基金会

余金权，这个名字与许多光环绑定在一起。他被视为当今世界C-H键活化领域“第一人”，当选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是2016年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被许多人称作“天才”“余神”；至少有3次，国际科学大奖在他年龄已经“超标”的情况下坚持把奖项授予他。

9月6日，美国Scripps研究所余金权团队在Nature上发表了最新成果。余金权作为通讯作者，拥有了他职业生涯中第11篇Nature论文。此外，他还有11篇Science论文。

对余金权而言，化学并不是立在他面前需要艰难跨越的一堵墙，而是仿佛能在手中轻松玩转的魔方。近日，《中国科学报》专访了这位以奇思妙想著称的华裔科学家，一探他为何能将科研做得如此“潇洒”。

手握22篇NS正刊论文！他本是想学医的“农村娃”，却成为化学家

《中国科学报》：您的发型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称您为“爆炸头化学家”，您为什么选这样一个发型？

余金权：

我是“自来卷”。大学时同学就注意到我有些卷发，而我当时并未注意到。读博后，头发变得越来越卷。我并没有刻意改变发型，只是如果理得太短，同事都很不习惯，觉得我不是原来的那个同事了。

《中国科学报》：作为C-H键活化领域最活跃的华人科学家，请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你的工作和你未来的研究计划。

余金权：

化学反应为现代化学工业、制药业和材料工业提供了关键的工具。要知道化学反应的起点是打断有机分子中的某一根键，而有机分子中含量最高的碳氢键（C-H键）具有很强的惰性，很难被打断。

我们试图解决的是两大根本难题：第一如何在温和条件下打断C-H键；第二，如何实现选择性的打断。

我们希望通过发现新反应来加速新药物的发现和生产，为人类健康提供帮助。目前我们也开始关注如何将C-H反应用于高分子材料和香料的工业生产。未来5年则主要是将已经发明的系列催化剂的活性提高10倍左右，以促进在工业上的大规模应用。

《中国科学报》：你什么时候决定走上化学的科研道路？你的初心是什么？

余金权：

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对合成分子和化学反应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走上化学这条路；初心多少和我小时候想当医生，却未能如愿有关。

我是农村的，当时农村很苦，我想学医帮助别人。但后来很偶然地去了华东师范大学学化学，在大学三年级学到合成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当时在图书馆里读到一本书，是E.J. Corey写的《逆向合成》，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还成了我在哈佛的博士后导师。我读他的书觉得很有意思，并且意识到研制新药是化学家的事情，贡献不比医生小。我非常兴奋，就此走上了化学这条路。

《中国科学报》：能否分享一下硕博阶段的求学经历？

余金权：

本科毕业后，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但由于实验能力比较差，我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

在广州读完硕士后，我想转换方向，去剑桥学习生物合成。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生物合成还是一个全新领域，无人问津。但我当时翻阅了一些文献，非常想去学。通过申请考试，我很幸运获得了“中英友好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的名额很少，有机化学方向只有我一个人。

刚到剑桥时，我就像个小学生，什么都不懂。之前我在国内学的是非常传统的催化，对复杂的有机分子合成训练很少。虽然基础知识比较扎实，但思维还是与剑桥这边脱节，后来才慢慢适应。幸运的是我碰到了导师J. B. Spencer，他对我帮助特别大。

余金权 图源：麦克阿瑟基金会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在剑桥读博时的导师J. B. Spencer，还有在哈佛做博后时的导师E.J. Corey，可否谈谈你和他们之间的故事？

余金权：

小时候在农村，我妈常说“出门遇贵人”。那时候总觉得很好笑。有什么贵人？不都是凭自己努力吗？后来我才发现她说的对，我几乎到每个地方都会遇见贵人，这两位导师就是我生命中亦师亦友的贵人。

我在剑桥遇到导师J. B. Spencer，他那时很年轻，我是他的第一个学生。我们的关系像兄弟，每个礼拜都要在一起吃饭喝酒。我遇到他是一种缘分，两个人相见恨晚，对彼此的思路、想法都非常认可。我们俩还提出“Spencer-Yu”理论，后来写进了教科书。我跟着他学了很多东西，包括英语表达能力、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但很遗憾，他40多岁时因事故去世。

后来我遇见E.J. Corey，那更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我在剑桥时，E.J. Corey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来剑桥访问。我作为学生代表作了一个15分钟的简短报告，讲我的研究结果，以及我对科学的看法。讲完后，他非常喜欢我，马上请我出去吃饭，吃完饭后就让我去哈佛做博后。那时E.J. Corey已经70岁，得了诺贝尔奖3年了，而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但我们建立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友谊。

到了哈佛后，E.J. Corey一直很支持我，他每天都来找我，坐在我的实验桌上和我聊天。现在他已经95岁了，我们还保持一个月通话一次。有时候还去他家里，他做饭给我吃，哈哈。

我的两位导师其实都是很内向的人，但他们和我很谈得来。可能是我的思维方式比较clueless，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觉得和我交流有意思。

《中国科学报》：在科研路上数十年，你有感到无力的时候吗？是什么驱动你继续走下去？

余金权：

在过去20年，每年都会有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好奇心、求知欲和新发现带来的巨大惊喜是支撑我的主要力量。

《中国科学报》：你能用几个词来形容化学家吗？与其他领域科学家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特质？

余金权：

首先，化学是实验性非常强的科学，因此化学家是实践家。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更像是一群探险家，去发现未知，去用实验验证新想法。

另外，化学和人类生活的关联很密切，在做课题时，实用性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化学家比较实际，考虑的问题往往都比较现实。

我的世界里没有“金科玉律”，只凭自己的奇思妙想

《中国科学报》：在媒体报道中，你被称作“天才”。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称呼的？

余金权：

天才？哦，他们这么叫我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我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另一方面，我得奖之前很多人也这么叫我，倒不是说我多聪明，因为我不是很聪明，读书不算很好。他们说我是天才，更多是说我跟别人思路不一样。我做实验的思路不是按部就班，而是凭想象力。我的想法有点天马行空，不局限于教科书或者现有的“金科玉律”。

《中国科学报》：请详细讲讲，你是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发挥想象力的？

余金权：

我先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你询问一个人的想法，他可以给你讲出来是参考了哪本教科书或哪本文献中的ABCD，才有了这个想法，这种就不是想象力。

想象力是什么呢？是你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工作多年，穷尽不同的思考和尝试，然而都没有解决。忽然在某个不可预测的一天，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自己都不知它从何而来，是前天早晨想过吗？还是梦里想过？我把它叫作out of nowhere，就是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其实这样的想法建立在大量严密思考的基础上，是潜意识中长期冥思苦想的积累，只不过它出现时，你很难说清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想法才是真正的与众不同。

想要有这样的想法，就不能急功近利。什么是急功近利？就是我去查文献，看别人做了什么，别人做了A，我就改一改，把它改成B。这样固然能解决一些小问题，但绝不可能是重大的突破。

还有一种想象力，我把它叫作“他山之石”。你去听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作报告，他做的东西看似与你无关，但其思维方式可能会间接启发你产生新想法。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想象力。

《中国科学报》：你平时是怎么读文献的？会每天抽出固定时间读文献吗？

余金权：

这个我应该跟大部分人也不一样。我在刚进入新领域时，要花费大量时间去阅读文献，把握这个领域的状态，什么问题没解决，为什么没人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20年前去剑桥学生物，后来从生物又跳回到有机合成，我都要通过文献去掌握新领域。

但是当我在某个领域工作很多年了，我就不会花很多时间读别人的文献，而是关注自己的创新。大部分的文献我不会去读，最多看个题目，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更多精力是在思考分析我自己做过的工作，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我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其他领域有哪些新技术可以借用？

很多人是被动的，为了发文章疲于奔命。别人发了文献，他就去读，然后根据别人的成果去想自己下一步的方向。其实做科研最从容、最潇洒的方法是你自己去发现别人都没问过的问题，建立一个领域，然后完善这个领域。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做科研更多的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还是一个美妙的过程？

余金权：

两者都有，科学家需要毅力的支撑，也需要兴趣和乐趣。

其实做科研的过程就像钓鱼。如果你喜欢钓鱼，你在烈日、海滩待几小时都不觉得累。因为你真的喜欢，你好奇，你在等待那条鱼儿的出现。钓鱼需要一定的毅力，但驱使你去钓鱼的那股力量是不能通过毅力来产生的，一定是喜欢。

《中国科学报》：科学是一个极尽智慧和理性的事情，它是否同样也是浪漫的？请你谈谈。

余金权：

科学是智慧和理性的，但它也是浪漫的，甚至是艺术的。真正好的科学，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一些艺术性。

我有时候会看到一篇文章，发在很牛的期刊上，数据很好，也解决了问题。但我会觉得，这个文章就是很ugly，很丑，它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笨拙、机械，没有美感。有的论文你一看就觉得“太美了”，写得也美，布局也美，解决方法也美。所以科学论文也是有区别的。

科学家的浪漫当然和艺术家、音乐家不同，但也有很多浪漫的成分。比如当我产生一个想法时，我觉得它很漂亮，我就去做了。我没有用计算数学进行推导，没有用足够的理性方法证明它是对的。也许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我愿意为之探索，这种情怀也是一种浪漫。

余金权 图源：麦克阿瑟基金会

评奖的意义：是锦上添花，更是雪中送炭

《中国科学报》：除了麦克阿瑟天才奖，你还得过很多国际上的奖项，能否谈谈这几次得奖的经历？

余金权：

这几次得奖的经历都蛮有意思。

2012年，我得了日本的Mukaiyama奖，这其实是打破规则的，因为我年龄超出了限制。我甚至压根没有申报，但评委会突然决定给我这个奖。

2013年，以色列的雷蒙德物理科学和贝弗利萨克奖也比较特殊。它不像美国国内的一些常规奖项，比如美国化学会的一些奖，它是面向全世界的。对我来说，这个奖是一个很重要的认可，让我感觉在那么远的地方还有人认可我。这个奖我也超了年龄的限制。

2014年美国的E.J.Corey奖，是我导师创立并以他名字命名的，代表了在美国有机合成领域对中青年最高的一个认可。这个奖我也超了年龄的限制。

2016年的麦克阿瑟天才奖是最不一样的。别的奖是锦上添花，这个奖是雪中送炭。那时我提出了很多想法，却还没有做出来，这个奖给了我很多鼓励和信心，因为是一群不认识你的人在肯定你。当时他们突然给我打电话，我还以为是卖车的，就把电话挂了，后来他们通过别人找到了我。我认为这个奖是非常好的，请世界上的一个科学团队去挖掘谁是“天才”，然后支持他在某个重要的方向取得突破。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科研评奖的意义是什么？

余金权：

刚才说了，有些奖是锦上添花，有些奖是雪中送炭，各有意义，当然我认为后者更有价值。

此外，评奖的过程本身也有价值。评审是一个锻炼思维、建立科学品位的过程。评审的过程就是从评委会到候选者，再到关注这个奖的人群都共同建立起对科学的鉴赏力。高水平的评审过程，可以促进国民的科学素质不断提升。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当前对科技评价“唯期刊论”的批判？

余金权：

我觉得要客观看待。做基础科研是需要发高水平文章的，要与全世界分享你的想法，目前来看，发文章还是相对最客观的评价体系，不能盲目反对。

但是不排除一些情况，比如，投文章时受到不公正对待，审稿人就是不喜欢你的文章，或者他和你有竞争，就不想让你发。再比如，在顶级期刊上发的文章有可能毫无价值，因为任何期刊的审稿都会出错。

所以你要看文章的内容是否货真价实，有没有真正的含金量，还有就是看一个人长期的工作，而不是发了一次高水平期刊就证明他水平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