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张素云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2年11月底，时隔两年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因为这次征兵也有知青的名额，所以当了三年知青（1969年底，初中毕业、16岁的我，下乡当了知青），当时刚满19岁的我，立马找到大队民兵连长，报了名。

报完名后，经过征兵体检、社会调查、分发入伍通知书、领取新军装后，在1972年12月21日那天，我跟县里的两百多名新兵一起，身穿新军装，胸戴大红花，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了部队，开始了我们的军旅生涯。

记得当时，半躺在开往部队的闷罐火车上时，我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要知道，作为知青的我，能成功当兵，真是太不容易了。

都知道，1971年底，因为一些原因，部队没有征兵，所以说，1972年的冬季征兵，是时隔两年来的首次征兵。两年的适龄青年撞在一起，这一下，导致当年的报名青年特别多，再加上，当时下乡满三年的知青，也可以报名当兵。因此，1972年底的冬季征兵，各个公社、各个大队，报名的青年都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就是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在心底也暗暗下定了决心，自己一定要去当兵，不然，真的就要跟这片黄土地，打一辈子的交道了。可想当兵，想从这么多报名青年中脱颖而出，你就要有优点，就要有特长。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命运不会辜负任何一位努力的人。”得益于父亲的教导（我的父亲，过去读过九年书），我从小就热爱看书，喜欢书法和画画。当时十九岁的我，写得一手好字，也会画一些简笔画。

恰好，1971年，我当知青第二年时，公社要修建水电站，我负责一大队的测量、收方验收和记工，再加上我比较勤快，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因此，我不仅拿到了每天10分的满工分，而且还得到了公社领导（公社武装部长，姓张，是转业干部）的夸奖。记得当时，张部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这知青行，不仅能写会画，干活也是一把好手。”

常言道，“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就是我当年这不经意在张部长面前的“崭露头角”，让张部长记住了我，从而在1972年11月底征兵时，才向接兵干部推荐了我（当时，张部长还陪着我参加了征兵体检的所有项目）。因此，到今天，虽然过去了五十多年，我还是十分感谢张部长，要是没有他当时的推荐，我肯定当不了兵，更不用说以后了。

到部队后，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后，我被分到了汽车连（在七十年代，在部队，学开车是十分热门的专业），紧接着，又被送到司训队学开车。在完成三个月的学习，拿到驾照后，我回到汽车连，成了一名真正的汽车兵。因此，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常常在想，当时的我，是真幸运。

七十年代，在部队，在汽车连，我们汽车兵，开的是五十年代从东德进口的“大依发”柴油卡车。这种卡车载重量大（载重6.5吨），结实耐用，因此也是我们部队运输的主力车。记得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很是形象， “汽车兵从南到北，一路都开大依发”。

其实，到了七十年代，这种五十年代生产的卡车，按照设计要求，已经到了报废的程度（当时，我们连一大半的“大依发”跑起来，除了喇叭不响，全车到处都是吱吱乱响）。但当时，部队正处于艰苦奋斗的重要时刻，根本报废不起。因此，我们汽车兵就开着“大依发”卡车，完成各种各样的运输任务，风雨无阻。

记得1974年收割小麦的季节，我们驾驶着“大依发”卡车，从连队营地出发，到六十公里外的部队农场（以团为单位的部队农场），支援兄弟部队的战友收割小麦。记得当时，在割小麦时，一位农场战友感慨地对我说，“咱们同样都是当兵的，我们穿着一身军装，在这里种地，无疑是‘穿着军装的农民’，而你们，却能在部队学技术、开汽车，多么幸福啊。”

当时听了战友的话，再看着战友那期盼的眼神，我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也深深地同情着他们。是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战士，无非是我幸运一点，在新兵训练结束时，被分到了汽车连。因此，无论是当兵的五年，还是退伍后的几十年里，一说起当汽车兵的经历，我心里都很是满足。但其实，我们汽车兵，因为常年的出车在外，也很是不容易。

记得1975年一次出车，那次我们的任务，是给大山里的三连运送生活物资。当时，我们行至半路时，忽然遇到了道路塌方，有些路段已经完全被堵塞。见状，随车领导（我们张副连长）在短暂思索后，决定带领大家一起努力，开辟出一条能让汽车通过的路。最后，在我们所有战士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开辟出了一条仅有汽车四轮宽的道路。

但没办法，为了完成运输任务，车队必须开过去。当时的我是班长，又是老兵，经验丰富，无论怎么说，都要打头阵。记得当时，我在开过塌方路段时，“大依发”卡车后面的四个轮胎，只有三个能接触路面，真是稍有不慎，就会掉下万丈深渊。因此，当时的我，紧张的是心砰砰直跳，但没有办法，运输任务必须完成。最后，我咬着牙，慢慢地，终于带头把车开了过去（在我开过去后，为了增加安全性，我们又把路稍微扩宽了一些），并圆满完成了那次运输任务。

除此之外，在七十年代，我们汽车兵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55元（有0.1元的出车补贴），比大灶多了0.1元（大灶是0.45元）。平时不出车，在连队时还好，这每天0.55元的伙食标准，再加上养猪、种菜，我们的伙食还是比较好。可一旦遇到外出出差或者执行任务的时候，每月45斤的粮食就不够吃了。

记得1974年4月，我离开连队到附近的村庄支农三个月，第一个月时，我带了45斤粮票，在地方上吃饭。这个月里，我无论再怎么节约，到了最后几天，还是饿肚子。因此，到了第二个月时，我找到连队的“上士”（“上士”，也就是给养员，工作是在司务长的带领下，负责连队粮食、蔬菜的采购工作），跟他说这一个月45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记得当时，听了我的话后，我们“上士”笑着说，“你只管吃，超出的连队给你补上。”因此，之后的两个月，我每个月在吃饱的情况下，大概需要60斤粮票。而这，也是“个人和集体”的区别，集体时，在连队里，有的战士吃得多，有的战士吃得少，再加上连队还会养猪、种菜来改善伙食，因此一平均，每人每月45斤粮食的标准，也足够了。

可一旦离开了连队，到地方上吃饭。那一碗饭（四两粮票），根本不够吃，每顿至少要吃两碗（当时支农时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因此这样平均下来，每天至少需要两斤粮票。不知道战友们，当时外出出差和执行任务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总是感觉还是自己的连队好，不仅是自已的家，而且能吃饱、吃好。

自1972年12月入伍以来，我历任汽车兵（两年），班长（一年），还当了两年汽车教练。1977年底，在我当兵满五年时，连长和指导员找我谈话，说团里让各连上报提干人员名单，连里经过讨论后，决定上报我。提干，本是好事，也是所有战士梦寐以求的梦想（当兵，没有不想提干的），因为提了干，就意味着可以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和生活了。

但因为我是城市兵（退伍可以安排工作），还是家中的独子，再加上当时我的母亲，身体已经非常不好（长年卧病在床）。况且，自1969年底下乡当知青，再到1972年底当兵以来，我回家的次数，是屈指可数（当兵五年，我只回家探亲了一次）。因此，无论于情于理，我都应该退伍回家照顾母亲，和减轻父亲的压力（父亲一个人在家，既要上班，又要照顾母亲，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婉拒了连长和指导员让我提干的好意，并申请退伍。

而连长和指导员，在听了我的叙述，了解了我家庭的情况，再三考虑后，还是同意了我退伍的请求。就这样，1978年3月，当了五年兵的我，离开连队，退伍回到了那阔别已久的家。回到家后，我被分到单位继续开车，也算是继承了汽车兵的老本行。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常常在想，要是当时我选择提干留在部队，命运是不是会更好一点。但对于当年的退伍选择，我并不后悔，因为那是最正确的选择。

光阴似箭，到今天，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不知不觉，我也年过七十，已是垂垂老矣。在这里，祝各位战友，家庭幸福、安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