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中共在军事指挥和领导层上从苏联路线逐渐向中国化转变，也直接促成了毛泽东的崛起。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同志一开始并未理解和支持毛泽东，甚至对其能力表示质疑。凯丰便是其中一位，他曾在遵义会议上讽刺毛泽东“不会打仗”，但他后来的人生转折，也从侧面反映出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的有效性。

凯丰早年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1926年加入革命队伍，并逐渐在共青团和党内的宣传工作中崭露头角。他的理论修养和宣传能力使他获得了重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凯丰得以赴苏联留学，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并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博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1930年凯丰回国后，因其留苏背景迅速得到重用。尤其是博古任临时中央负责人后，凯丰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并被任命为中央书记。随着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逐渐遭到党内批评。而凯丰，这位曾坚定站在博古和李德一边的年轻革命者，也因为自己的立场和言论，陷入了与毛泽东及其他同志的分歧之中。

1935年，遵义会议成为中共命运的转折点。在会议上，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错误遭到广泛批评，毛泽东的主张逐渐获得支持。凯丰此时仍坚守着对博古的支持，并且公开表示毛泽东并不懂得马列主义，对其军事才能提出质疑。凯丰当时冷嘲热讽地说道：“博古、李德学问深厚，最懂马列主义。而你毛泽东，不过是读了一些《三国》《孙子兵法》之流，何谈会打仗？”这样的言辞让在场的其他人都感到惊讶。毛泽东则冷静回应：“你可知道《孙子兵法》讲的是什么？打仗靠的不是纸上谈兵，懂得理论和实际指挥是两码事。”

虽然当时的凯丰没有立即认清自己的错误，但他并非顽固不化。事实上，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的军事策略逐渐展现出优势，凯丰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失误。他看到毛泽东的指挥不仅贴合实际，还屡屡取得胜利。自此，凯丰转变了态度，坚定地拥护中央的路线，并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这种转变不仅展示了凯丰的自我反省能力，也反映了党内允许党员纠错的宽容精神。

1937年抗战爆发后，凯丰在党内的宣传工作中再次展现出他的才华。他参与撰写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并且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此时的凯丰已经完全站在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坚决反对分裂主义的张国焘。在张国焘公开与中央对抗时，凯丰第一个站出来撰文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抗战期间，凯丰在宣传部的工作成效显著，翻译和传播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积极推动党的思想传播。战后，他继续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如中央宣传部部长和马列学院院长等，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和理论素养。虽然他在革命初期的言行曾有过偏差，但正因为他能及时修正错误并不断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凯丰最终得到了党的信任与重用。

毛泽东对凯丰的转变也表示了理解与包容。1941年，毛泽东与凯丰曾有过一段谈话，凯丰坦言自己曾走过弯路，犯下过错误，但他感谢组织没有放弃他，而是帮助他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十分欣赏他的坦诚态度，并在之后的信中写道：“那只是一件不太愉快的小事，早已烟消云散了，不必一直记在心上。”毛泽东的宽容不仅使凯丰释然，也展现了他作为领导者的胸怀。

1955年，凯丰因病去世。他的一生虽然有过错误和挫折，但更多的是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和对党的忠诚。他曾讽刺毛泽东“不会打仗”的事件，最终成为了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段小插曲。凯丰后来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于党的忠诚与热爱，而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互动，也充分展现了党内的自我批评与包容精神。正如毛泽东所说，那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凯丰在革命事业中的贡献，才是他留给历史的真实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