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错综复杂的乡村教育图景，如何有效帮扶？

回望二十年来浙商银行的探索之路，从1.0捐资助学，2.0联合各界共行善事，到3.0的“一行一校”全方位帮扶，它始终秉持着一种务实的长期主义，做难而正确的事。浙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浙商的做事风格就是务实，我们的规划是起码要做十年甚至更长，不夸海口，不空喊口号，量力而为。”

持之以恒，才能在乡村教育转型的时代洪流里回应不同的需求。

文 | 王木

2021年4月23日，黄国平意外走红了。

几年前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工学博士的毕业论文《致谢》，在多个互联网平台刷屏。他一步步克服生活的窘迫，走出小山坳，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感动了网友，也引发了社会对教育公平和农村孩子出路的热议。

过去二十年，浙商银行一直追寻这一问题的答案。从自行捐款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到与媒体及慈善组织合作搭建共行善事的公益平台，再至开创“一行一校”乡村教育立体帮扶计划，浙商银行通过实践尝试、模式提炼、经验推广，以善本金融的活水浇灌乡村教育，试图为农家子弟描绘出更多人生可能。

“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黄国平曾这样回顾支撑自己求学生涯的信念。但这对黄国平和像他一样的许多乡村学生来说，并非易事。

我国自1986年确立义务教育免费制度，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未实现全面免费，学生家庭仍需承担一定数额的学费或杂费。这在部分欠发达地区，成为一些困难家庭子女无法顺利接受教育的阻碍。

学生时代的黄国平靠抓黄鳝、钓鱼和苦读，才挣得上学的机会，也终于在2004年的秋天，考上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省重点高中。而那一年，几千公里外的浙江台州，仙居县湫山乡的村子里，季洋吉一家还在为“上学”发愁。季洋吉的父亲不幸从货车上摔落，高位截瘫，丧失了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只凭母亲一人支撑家庭。新生的弟弟还嗷嗷待哺，季洋吉又将步入小学，经济的重担压得整个家庭喘不过气。一筹莫展之际，“雏鹰起飞——浙商银行希望工程助学计划”伸出了橄榄枝。

2004年8月18日，浙商银行正式开业，没有大张旗鼓地举办庆典仪式，而是把省下来的经费连同员工捐款528万元，悉数捐给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成立了“雏鹰起飞——浙商银行希望工程助学计划”。项目选择浙江省内淳安、永嘉、龙泉、定海等15个经济欠发达的县（市、区）及5个海岛区县，启动针对贫困学生的长期资助：以小学阶段每人每学年200元，初中和高中阶段每人每学年600元为标准，通过5年时间，每年新增200名一年级新生直至资助不少于1000名学生，支持他们把书念下去。

浙商银行团委组织青年员工回访“雏鹰起飞”受助学生。

季洋吉成为受助学生之一。从一年级开始，每个学期，“雏鹰起飞”助学金都会按时送到季洋吉手中，直至她高三毕业，考上大学。

以此为起点，浙商银行开启了乡村教育公益之路，也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但凡开业，不办庆典，只做公益。二十年间，分行支行开业，纷纷力求节俭。节约下来的资金，有的用于帮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有的兴建乡村图书馆，有的则资助高校贫困学子。正是因为这一传统，黄国平在后来的求学路上再次与善意相遇——2011年，浙商银行重庆分行开业，在西南大学设立助学金。这笔助学金帮助黄国平顺利完成了本科学业。

随着一年一年的资助，浙商银行意识到，要帮助乡村少年改变命运，光靠一己之力仍远远不够。2012年，在对“雏鹰起飞”助学计划回访和总结之后，浙商银行决定向社会“借力”，探索乡村教育帮扶的2.0模式。

2012年起，浙商银行联合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浙江阳光圆梦基金会主办“彩虹计划”公益助学行动。每年秋冬，项目组实地探访身处困境但坚强懂事的贫困学子，通过媒体讲述他们的故事，再组织线下线上结对帮扶，邀请员工、客户、公众与其他爱心企业，共同关注贫困学生的生活及学习，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10岁的周勇芬是当年受助的学生之一。母亲因病去世，只剩她与身患疾病的父亲相依为命。为了维持生活，父女俩不得不变卖母亲生前留下的金耳环。结对仪式上，她的两个愿望让许多人动容——“希望能赎回妈妈的金耳环”“长出一对翅膀，和爸爸一起去天上看妈妈”。

2015年浙商银行“彩虹计划”结对大会现场。

结对后的十年，周勇芬得到社会爱心人士的持续帮助，学习和生活都得到了改善，愁苦的脸上有了笑容。2022年，周勇芬考上大学，为帮助周勇芬顺利完成学业，资助者之一的缙云县公安局还成立了专门的慈善基金。

2015年起，“彩虹计划”帮扶范围从浙江拓展到全国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帮扶方式也不断升级，从一对一的结对资助，到认领爱心项目，购买爱心商品。帮扶内容不再局限于改善孩子们生活学习条件，也逐步重视起他们的精神世界。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资助手段迭代更新，从最初的现场捐款、银行转账到开通短信捐款通道，再到云闪付、支付宝、微信等移动互联网公益。九年间，“彩虹计划”累计募集捐款约1822万元，结对1.29万名学生。

当“彩虹计划”为乡村孩子与更多爱心人士搭建桥梁，在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的小县城略阳，浙商银行乡村教育帮扶的3.0模式悄然萌芽。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损毁了略阳县接官亭镇中心小学唯一的教学楼，也扰乱了浙商银行西安分行的开业计划。总行决定取消开业仪式，将节约下来的庆典费用、员工捐款以及总行慈善基金合计100万元，捐赠给接官亭小学用于重建教学楼。当了解到学校不少学生家庭困难，西安分行决定与接官亭小学长期结对，由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全方位帮扶。

在重建教学楼后，立足学校和学生需要，西安分行每年投入资金与资源，持续十六年，与校方一起，几乎“重塑”了接官亭小学。学校建起全新的现代化校舍，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固定资产分别是帮扶前的2倍、3倍、7倍，学校新建起六艺厅、乒乓球室、开放式书吧、科学实验室等“二十六室一部”的社团活动部室，每间教室均配有多媒体设施。孩子们能定期能吃上荤菜，每天有蛋奶，学校教学质量也稳步提升，连续多年稳居全县同类学校前列，不仅斩获陕西省青少年科创大赛一、二等奖，也为略阳初高中输送了更多的优质生源。

接官亭中心小学结对帮扶前（上图）、后（下图）。

“这比西安很多学校的设施都要好。”浙商银行员工志愿者潘元恺2024年来到这里支教，他感慨这与幼时印象中的村小太不一样，“我小时候在西安附近的旬邑县上学，设施都很缺，有时还站着上课。”

更让人欣喜的，是学校孩子们昂扬的笑脸和积极的面貌。和刻板印象中乡村孩子的内向、胆怯不同，接官亭小学的孩子们落落大方自信阳光。

接官亭小学和孩子们的变化，让浙商银行看到影响乡村教育的可能。2019年9月，浙商银行发布《关于建立结对帮扶贫困小学长效机制的通知》，鼓励各分行以接官亭小学援助经验为蓝本，长期、定点、全方位帮扶1所乡村小学。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一行一校”结对帮扶行动正式拉开，“我们想通过十年时间，三个阶段的成长，实现一代人的培养”。

在浙商银行的计划里，第一阶段首先是解决学校基础设施薄弱和学生生活条件差的“当务之急”。一方面抓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性地帮助学校解决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操场、取暖设备等现实所需。另一方面着力帮扶困难学生，解决学生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保障其顺利完成学业。

第二阶段，则力图破解乡村教育质量提升难的问题。针对与教学质量息息相关的教师问题，浙商银行一方面设立教育基金，奖励在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乡村老师，在教师节等重要节日送去慰问，让他们“留得住、教得好”。另一方面，设立专项补助，从外部聘请专业教师到乡村学校授课，支持学校开设精品课程，或组织乡村学校教师到市区优秀学校交流。而针对在应试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乡村孩子，浙商银行则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和新的希望，组织各类评优评先，激发孩子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同时，支持乡村学校开办足球、篮球、非遗等各类特色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特长，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在应试竞争之外，拥有别的人生可能。

第三阶段，在浙商银行看来，最重要的是改善学生们的精神面貌，帮助他们成为健康、自信和对社会有用的人。通过检查牙齿视力、安全教育培训、心理课程等活动，从小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安全意识与心理韧性，也帮助他们拥有更多人生出彩的可能；通过润物无声的校园文化，帮助乡村少年培养好道德行为习惯；更举办各类夏令营和外出机会，创造条件让学生开拓视野，点亮他们对人生的憧憬和希望。

在此战略下，“一行一校”长效帮扶机制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总行牵头每年策划2-3次全行范围内的活动，各分行则一校一策，针对结对学校的个性化需求，投入资金针对性地帮扶。以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为例，2024年他们把对淳安县大墅镇中心小学的帮扶，进行了“六个一工程”的升级——“一个信托”，在现有基础上，设立信托项目，计划3年募集捐赠100万元，用于支持学校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一杯牛奶”，携手公益合作伙伴“认养一头牛”，给每位学生每天捐赠1杯牛奶，改善孩子的营养健康；“一套校服”，联合法派服饰为每位师生捐赠1套校服，增强孩子们的团队意识和归属感；“一次结对”，每年开展1次困难学生结对活动，设立奖教奖学基金，为工作突出的教师和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成长土壤；“一场研学”，每年组织一场暑期研学夏令营；“一项课题”，支持学校课程申报省级课题，支持学校在劳动教育、乡土教育方面打造特色。

从2019年到2024年，浙商银行“一行一校”全方位结对帮扶在全国次第展开。截至目前，总分行及子公司已全部完成结对，结对乡村小学达33所，累计投入3700余万元。不少学校的基础设施、生活环境迅速改善，教学质量和素质教育稳步提升，更多的“接官亭小学”逐渐涌现，受益的乡村孩子超过万人。

从2004年到2024年，伴随着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加速推进的城镇化，乡村教育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型。

国家取消了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赋税，农村学校的办学主体由原来的乡镇、村集体上移到县级政府，由“人民教育人民办”转向“农村教育政府办”，并逐步推进义务教育免学费政策，乡村少年接受教育获得了更多财政的支持。

而随着城镇化的演进，越来越多农村青年和子女走出乡村。农村进城务工子女大量增长，很多人把子女带到务工地就读，乡村学校的生源大幅降低。而农民家庭择校观念的变化——希望下一代通过教育改变生计，家庭之间的相互影响等，也都进一步削弱了乡村教育的生源。但终究有一部分孩子由于各种原因驻守乡村。浙商银行认为，教育要去最困难的地方，要去留守儿童、单亲儿童多的地方，帮助这些孩子摆脱困境。

面对错综复杂的乡村教育图景，如何有效帮扶？

回望二十年来浙商银行的探索之路，从1.0捐资助学，2.0联合各界共行善事，到3.0的“一行一校”全方位帮扶，它始终秉持着一种务实的长期主义，做难而正确的事。浙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浙商的做事风格就是务实，我们的规划是起码要做十年甚至更长，不夸海口，不空喊口号，量力而为。”

持之以恒，才能在乡村教育转型的时代洪流里回应不同的需求。在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阶段前十年里，浙商银行通过参与希望工程助学计划，成为社会化筹资的一个重要助力，帮助乡村孩子“能上学”。而当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免费目标，国家转向城乡一体化统筹、用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探索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后十年里，浙商银行又通过“彩虹计划”“一行一校”立体化帮扶，帮助乡村孩子“上好学”。

它最终要培养的，不是应试教育中的人上人，而是全面发展的人中人——并不奢求每一个农家子弟都能像黄国平那样通过层层筛选成为博士，但秉持基础教育应有之义，培养的乡村孩子应该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正直善良，既能认清自己的价值，又有自立自强的本领。

这条路，是浙商银行不断实践试水、总结提炼、推广经验，再次优化逐步摸索而来。而这样的求索从未停止。2024年春季，浙商银行启动员工支教项目，遴选出6所学校作为试点，招募员工志愿者并进行专门培训后，到校支教1-2个月，以期缓解乡村素质教育课程师资配备不足、青黄不接的问题，同时教育锤炼员工“向善”。

浙商银行员工在山东临朐县八一小学支教。

志愿者们没有KPI，但需要在支教结束后的内部交流会上分享体会，以便评估员工支教这一形式是否真正切合学校需求，是否真正有效。浙商银行坚持，“有效果再继续推行，没有效果或给乡村学校带去负担，那就不要盲目推进”。

在这些实验与探索中，浙商银行始终务实地将自己看做“协作者”——协同国家、动员员工、吸引客户及其他各界社会爱心人士，共同推动乡村少年更好地成长。当支教志愿者嵇薪颖在朋友圈晒出照片，立马有客户打电话问她如何参与和帮助学校。浙商银行也与光伏企业合作，在小学安装光伏发电站，除了日常消耗，还能节约下电量销售给他人。正是为了让社会更多人士了解乡村孩子，关注和支持乡村教育，浙商银行还联合公益影像机构开设了“笑着笑着长大了”视频号，利用当下最流行的方式，记录孩子们的生活点滴、成长瞬间。

北京大学副教授林小英曾在《县中的孩子》里写道，现代教育系统一层一层地过滤和筛选，家庭困难的学生更容易被剩下，变成不被期待的人，“基础教育不应该是这样一种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过去二十年，浙商银行累计投入超6300万元用于捐资助学扶困，向社会爱心人士及企业募集善款超4000万元，受助学生3万多名。通过长效帮扶、务实探索，浙商银行在广袤的乡村种下希望，从凭借一己之力行善，到带动员工向善、客户向善，在浙商银行人心里，这正是“善本金融”“正向正行”的内涵所在，也是金融经世济民、惠及社会的根本价值。

持续推进的城镇化与乡村的空心化，生源减少、教师匮乏等重重困难，为乡村教育的未来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但不管前路如何，浙商银行始终笃定，这条艰难但颇具意义的路将继续走下去。在接下来的 5-10年，按照“一行一校”三阶段的战略，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现实基础，将善本金融的活水，引入乡村，将务实长期的探索耕入田野，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出不一样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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