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2位“左膀右臂”，一位官至副国级，还有一位是正国级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在北京圆满地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享年九十一岁。六天之后，即六月十九日，八宝山公墓迎来了乔石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央领导集体齐聚一堂，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为其送上最后一程。

乔石同志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生涯中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其中邓公的指引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乔石，本名蒋志彤，一九二四年诞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祖籍浙江定海。自幼年起，乔石便对学习抱有无比的热情，这份热爱驱使他在动荡的年代里依然坚持求知，被父母送入学校接受教育。

彼时，上海正遭受日寇的残酷蹂躏，但敌人虽能控制人们的肉体，却无法禁锢思想的自由。革命的火种如同野火燎原，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正是在这股革命浪潮的召唤下，乔石于一九四〇年八月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于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四八年一月，同济大学因反动派政府的压力而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同月二十九日，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为主体的进步青年高举“反迫害、争民主”的旗帜，与当局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而乔石正是此次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者与指挥者之一。

随着一九四九年五月的杭州解放，乔石于七月被调任至杭州，担任市委青委宣传部部长一职。在此期间，他致力于杭州的稳定与发展，为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二年，乔石同志的卓越能力得到了中央组织部的高度认可。彼时，邓公正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工作繁重且急需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乔石有幸成为了邓公身边的一员，这段宝贵的经历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政治生涯，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他的思想境界。

邓公作为开国元勋、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其独到的政治见解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对乔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邓公的指导下，乔石不断汲取政治营养，逐步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

一九五四年，乔石被任命为鞍山钢铁建设公司工程技术处副处长，负责公司的生产技术工作。随后，于一九六三年四月，他又被调回中央，继续在新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联络部担任要职的乔石同志，在那场席卷全国的十年动荡时期，亦未能逃脱不幸的命运，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他不仅被隔离审查，还被先后两次派遣至五七干校，进行艰苦的劳动改造。然而，即便置身于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中，乔石同志仍旧坚守着实事求是的宝贵原则，毅然决然地与那些心怀不轨之人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1976年，随着动荡岁月的终结，党中央开始了拨乱反正的伟大历程。1977年，邓小平同志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乔石同志的命运也随之迎来了转机。在邓小平同志的极力推荐之下，1978年1月，乔石同志得以恢复工作，并被光荣地任命为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同年3月，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乔石同志率领考察团前往南斯拉夫进行深入调研。归国后，他结合考察所得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这一理论成为了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基石。

1984年，乔石同志又兼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次年7月，他接替陈丕显同志，担任了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智慧。1987年11月，乔石同志更是被选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然而，在1998年，因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原因，已经74岁高龄的乔石同志主动卸下了所有的领导职务，选择退居二线。尽管如此，他依然心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时刻关注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与成就。

除了乔石同志之外，邓小平同志身边还有一位忠诚而能干的秘书——王瑞林同志。王瑞林同志于1930年出生于山东招远，一个饱受日寇侵略与摧残的地方。在那片烽火连天的土地上，王瑞林同志从小就立下了革命的志向，渴望为民族的解放与自由而奋斗。尽管年幼，但他还是毅然加入了儿童团、学生救国会等抗日组织，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