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协民借酒消愁
为了尽快地从失去爱子和斗争失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暂时离开厦门机关，到外县农村去巡视工作。我和叶延环同行，走陆路先后到同安、惠安、莆田等县，在有党组织工作的地方逗留几天，了解一下情况。
四月中旬，我回到了厦门。当我回到机关驻地武当分巷(草仔掩)时，二十一日没见到蔡协民，他已受市委的派遣先行到漳州去开展工作，以迎接红军进漳。倒是见到了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他也是在福州听说红军打下了漳州，回厦门一趟。
陶铸对我谈起前几天他与蔡协民聚会的情况。蔡协民到惠安县巡视工作近一个多月，胜利领导了轰动闽南的惠北大抗捐斗争。当他满怀喜悦回到厦门中心市委机关与我团聚时，见我不在机关己下乡走了，等了几天也没有我的音讯，然后又接到通知去了漳州。两人总见不着面，孩子又送人了，他觉得自己形影相吊，因此深感失望和难过。
平日不喝酒的蔡协民在苦恼中，也和陶铸喝起了闷酒，借酒消愁。
当年在红四军那场党领导军队的争论中，毛委员曾批评蔡协民是中间派，蔡协民嘴上没说，但心里却不服气。……
喝酒时蔡协民说起这些事，痛哭流涕，说毛委员不了解他，对他不留情面。说话中，又扯到了我，骂我对他三心二意啦，不是真心爱他啦……说到气头上，掏出我的照片撕得粉碎!
乘大粪船到漳州
是月下旬，中央红军攻占漳州后，为了开辟闽南新苏区，厦门中心市委决定将市委机关迁到漳州。
作为厦门市委秘书长，理应由我打前站，到漳州与红四军取得联系。
从厦门到漳州必须先走水路，渡海到鼓浪屿对面的篙屿岛。然后走陆路，从篙屿到白水营，经石码最后到漳州。
当我从篙屿到白水营时，我们设在一个小学的接头站同志告诉我，此路不通。许多土匪盘踞在白水营，拦路抢劫，抓人杀人;国民党部队也在那里设了关卡，阻止行人进入漳州。无奈，我只好返回厦门。但是我又不愿意就这样回机关，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我在厦门码头上徘徊着，寻找着办法和机会。
自红军攻占漳州后，厦门守敌十分紧张，他们不仅封锁了陆路，而且封锁了水路，江面上停泊了好几艘军舰。所有船只，无论是客轮还是货船一律不准去石码，就连往日码头上随处可见高声揽客的小筏子也不见了。
正在一筹莫展时，我发现了一只石码来的装粪船。我知道机会来了。
当时厦门的粪便都是石码农民用船来清运回乡的，看来只能将就着坐粪船走了。我走上前去问:“大叔，船还回去吗?”船老大说马上就走。我真是喜出望外，请求他捎我一程，他见我穿着朴素，蓝布衣服，黑裙子，布鞋，一副学生打扮，便满口答应。
这船除了满满一舱粪便之外，能坐人的地方也就是船头和船尾了。船老大在船尾掌舵，一个大概是他的女人在前面划桨。我就坐在船头上，身后的粪水随着船直晃荡，在阳光下蒸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但对我来说，只要能到漳州，再脏再臭也是无所谓的。
船经过关卡时，岸上的士兵一看是装粪船，也就懒得搭理，我那天的那身打扮同样也没引起敌人的怀疑。就这样，我顺利地到达了石码。
说来也巧，当天上午十点之前，石码还是敌人占领的，十点钟红军的队伍才开进石码。下午我到石码时，看到我们的队伍还在陆续开进，我一路打听终于在大港乾找到司令部所在地，那是一座基督教礼拜堂。
站岗的士兵把我拦下盘查，我告诉他们，我是厦门来的，要见你们的首长。正在这时二楼上探出了一个脑袋，问哪里来的，找谁。我一抬头，便认出了他。他原是红四军里的一个师长，叫王良。我喊他，可他莫名其妙，一时没认出眼前学生模样的我来。待我报了姓名后，他惊讶地说:“啊呀!曾志你怎么变成这般模样?”
我在红军部队时，总是把头发剪得短短的，一身男式打扮。如今留长了头发，穿起了裙子，难怪他认不出来。
王良高兴地叫我快进屋上楼坐。这时我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红四军的军长了。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同屋的参谋长聂鹤亭。我说了此行的来意后，王良军长派人把我送到政治部。在政治部驻地，我第一次见到了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他派了一部刚缴获的大卡车专程送我到漳州。
石码距漳州四十多里地，一个小时后，我就到了设在漳州城西芝山南麓的省立龙溪中学“干之楼”的东路军总指挥部，见到了林彪司令员和聂荣臻政委。他们很热情地请我吃晚饭，有好几样菜。饭后，林彪司令员告诉我，毛泽东此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身份，亲自指挥由红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东征福建，攻克漳州，此时也住在漳州。我一听十分高兴，要他们立即派人带我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住在龙溪中学隔壁的教会学校寻源中学的校长楼里。这是一栋两层楼外墙漆成红色的建筑。
当我突然出现在毛泽东的办公室时，意外地发现蔡协民也在那里。毛泽东见到我同样觉得意外，他笑着说:“曾志，你来得正巧，蔡协民正好在我这里。”
我说明了来意，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的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呆多久现在还很难说，市委要迁过来，就过来吧，来了再说。”随即，毛主席让出了他那间比较大的卧室给我和蔡协民，自己搬到旁边一间较小的房间住。我们就一直住那里，直到红军撤出漳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