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是大陆不断变迁的一个时代。随着计划经济的结束，中国大陆正逐渐回归到正常的商业社会，而这一划时代的变革也悄然影响着普通百姓的生活。

特别是当时的东北地区，在这一经济改革之下，失去了老工业基地的辉煌，不少工人失业下岗，不得不另寻出路。电影《榴莲飘飘》的女主人公秦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典型。

当时的中国香港作为经济中心，吸引了无数“北姑”来到这里。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她们前赴后继、义无反顾，阿燕就是她们中的一个。21岁的阿燕是一个学京剧出身的东北姑娘，苦练功夫八年，却在家乡找不到发展的出路，于是决定离开东北，只身前往香港闯荡。

就这样，一张双程签证将阿燕带到了他人口中遍地是黄金的香港，也将我们的视线转移到了这个女孩的奋斗心路上。遗憾的是，故事远非我们想象中那样励志。初来乍到，无依无靠的阿燕事实上走上了一条出卖肉体的不归路。

作为香港独树一帜的电影人，陈果在业界被称为“草根导演”。他的作品常常看不出激昂热烈的现实对抗，但总能以对普罗大众细致入微的洞察打动人心。正如在影片《榴莲飘飘》中，妓女似乎不再是潜伏在灰色地带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更像是拥有平凡职业的大众。

一直以来，主流社会都对“妓女”这一边缘群体讳莫如深，甚至充满了鄙夷和敌视，但却很少真正关照到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和现实需求。而陈果的这部影片，既是一部关于妓女的纪录片，也从广义上见证了中国香港和大陆在新时代的变迁与差异。

为了生存，我们是否都曾做过一些迫不得已的事情？被迫选择自己不喜欢的职业，抑或是和不爱的人共度一生？小说《三体》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是阴沟里的虫子,但总还是得有人仰望星空。”无论生活多么不尽人意，人总归愿意为希望而活。”

在影片《榴莲飘飘》中，阿燕因为在东北讨不到生活，便拿着一张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南下香港，沦为了一名暗娼，辗转于各个小宾馆和浴室之间，服务着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职业的男人。

镜头中，阿燕每天跟着皮条客穿梭于香港的荼餐厅与马槛之间。那些灰暗、狭窄的街巷，简陋、低矮的房屋也与阿燕肮脏的生活、灰暗的心境交相映衬。阿燕还没来得及领悟香港的繁华，就率先适应了这里的快节奏生活。

为了能多赚点钱，阿燕不给自己任何休息的机会，连吃饭都是大嚼大吃，狼吞虎咽，中途接到老板的电话，只要听到老板的一句：“阿燕，来生意了……”，她就放下手里的饭盒，换上“工作服”，去指定的宾馆接客。

背上背包，抵达宾馆，拿着浴袍进屋，熟稔地脱衣、帮客人洗澡。在这个过程中，阿燕熟练地和客人聊天，寻找话题，索要小费，一点都看不出才工作一个多月的样子。

“舒服吗？”“舒服啊。”“舒服就多给点小费啊。”

这种例行公事般的对话，在阿燕一天的工作内会出现几十次。阿燕就像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每日不知疲倦地在接客与等待中往复循环。而作为赚钱代价的，则是手脚上不断的蜕皮和每天必吃的避孕药。

阿燕在香港没有朋友，只有几个偶尔闲扯几句的同行，大家在晚间会围在一起，聊聊今天接了几个客人，拿了多少小费，有没有遇到奇葩的客人，有时离开了还会彼此客气地说上一句：以后互相介绍客户，彼此照应啊。但是事实上，这个行业的女人，都是来自天南海北，迫不得已为生活奔忙的女人，彼此间的怜惜和关照，时常只是一种交际方式罢了。

而在偌大的香港，如阿燕般，像蝼蚁一样生存的小人物，数不胜数，其中就有阿燕在香港结识的唯一一个朋友——阿芬。在一次次来回宿舍与接客的旺角钵兰街后巷中，阿燕结识一个叫做阿芬的小女孩。

阿芬一家因为父亲在香港做生意，就集体偷渡到了香港，一家人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说是做生意，但阿芬残疾的父亲只是拖着一条腿，在外面摆摊。每天提着一个小箱子出门，日落又提着它回家。阿芬则和母亲、妹妹在后巷的饭店里帮忙洗碗，日复一日。

成年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到卑微，除了被生活碾压，就是在被碾压的路上。生活不会同情你的遭遇。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能遇到一个足以相视一笑的人。

那一天，阿燕同样是工作结束的时候沿着后巷走回宿舍，刚走到阿芬洗碗的饭店，突然遇上了警察的突击。阿燕为了不让阿芬被捉到遣送回深圳，选择挺身而出，自己暴露在了警察面前。而那时候距她离开香港，只剩下零星几天了。

对于眼前这个单纯的小女孩，阿燕十分羡慕她在生活磨砺之下的顽强与快乐心境。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帮阿芬洗碗，也同她谈心。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似的遭遇让两人建立了难得的友谊和信任。在香港的日子里，无数恩客曾经问起阿燕的来历，她对不同的人说，自己来自湖南、四川、新疆、上海……几乎把中国地名报了个遍，唯独对阿芬敞开了心扉。

三个月的时间转眼即逝。阿燕的双程签证也到了日期。在离开前的一天，她一共接了38个客人，打破了附近街区半年来的最高记录。正像她自己调侃的那样，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太过疲惫的她没有多想，直接昏睡了过去。醒来之后，只有一个小时就要离港了。这个时候老板打来电话问阿燕，要不要再接一个客人。犹豫再三，阿燕还是去了。直到离开香港的最后一天，她甚至都没有舍得动用公司的福利：一个月四天的休假和海洋公园一日游。

镜头一转，阿燕回到了生她养她的东北小城，影片也进入了下半部分。没了香港的灯红酒绿，高楼大厦，积雪覆盖的街道和平静的舞蹈教室让电影的镜头一下子稳定下来。

离开了香港的阿燕，又变成了一个温顺开朗的普通女孩，她和父母吵嘴，与亲友寒暄，勇敢张罗着与貌合神离的丈夫离婚，去见很久不见的同学。回归到这样的生活氛围，让阿燕觉得香港的那三个月只是一场梦。只是对阿燕来说，经历了一场南方的繁华后，小城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父母拿着阿燕用身体赚来的钱宴请亲戚好友，大家都以为是阿燕在外做生意发了财。在闭塞的东北雪乡，纯朴的人们依旧对南方城市的繁华与多金深信不疑。对于自己的真实工作，阿燕始终难以启齿。当亲戚希望她带着她的表妹一起回到南方务工时，她面露难色，不知该如何拒绝。

在阿燕看来，这个学习舞蹈的表妹就是曾经的自己，因此她不愿看到妹妹重蹈覆辙。但现实却并非如此。随着阿燕送走了昔日一起读书排练的好友，表妹也已经坐上了前往深圳的车子。而阿燕则重新穿上了戏服，在小城的联欢会上唱起了京剧。

被生活逼的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如回到年少时候，再回忆一次过往的天真与无邪。

在电影的后半段，陈果利用了较多的长镜头，有意从洗澡、吃饭等生活细节，再现了阿燕在南北的不同环境下，迥然相异的生活。

关于洗澡，这件事一度是阿燕在香港期间的梦魇。因为“工作性质”，她每天要冲澡几十次，伺候不同的客人，直到自己的手脚全部破皮、麻木。在香港，洗澡于阿燕而言是乏味、麻木以及全身心的疲惫。

而在寒冷的东北老家，洗澡对阿燕则意味一种放松、享受。在影片中，她躺在浴缸里，感受着热水流过身体的皮肤，兀自哼唱着京戏。此时此刻，洗澡又恢复为一种私密的享受，一场精神的欢愉，一个对自我的拥抱。

除此之外，影片中还给出了关于吃饭场面的对比。在香港，阿燕几乎没有吃过一顿正经的餐饭。每次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捧着一盒盒饭大嚼，匆匆对付，哪怕对着厕所门，也肆无顾忌地吃。可即便如此，她常常吃到一半就被电话叫走接客，回来再继续吃点残羹冷炙。

在南方，吃饭和洗澡一样，对阿燕而言仅仅是一种生存需求。直到回归东北后，吃饭才更加具有仪式感，也回归到了一种家人之间的交流形式，亲朋之间的人情展示。这种人情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十分讽刺，因为它需要阿燕通过在陌生地方用出卖尊严挣下的分分角角，在故乡以资本的形式重新树立体面。

阿燕在此之后何去何从？她是否还会继续南下谋生，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片子本身的意义已经不言而喻。我们都只是历史洪流里的一粒沙子，在生活的推动下裹挟着希望与失望前行。只有当一个人无需在忧心生存和温饱，他才有力气追逐尊严。

在影片里，陈果成功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真实、善良的风尘女子形象。在这片鲜少人知道的灰色地带上，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在她们的故事里看到悲欢喜乐，看到普通少女的成长与生存。

不得不提的是，影片里多次出现了榴莲这一长于南方的“水果之王”。在回到小城之后，阿燕在春节收到了阿芬从深圳寄来的一个榴莲。

在整部影片中，榴莲一共出现了三次，其实有很深的隐喻意味。榴莲第一次出现在皮条客被人偷袭砸伤之时。由此可见，榴莲可以是餐桌上的美味，也可以是伤人的武器。正如当时的香港既是有钱人的天堂，也是无数贫民正在挣扎的水火之地。

榴莲第二次出现在阿芬的生日上，父亲买下了全家人都不曾见过的榴莲，为女儿庆生；妻子和女儿最初都拒绝这种水果，但是父亲却告诉家人榴莲的各种好处，试图让家人接受并喜爱这种水果。在这个场景中，榴莲其实象征着大陆务工人员努力想要融入香港的一种渴望。

榴莲的第三次登场则是在阿燕回到老家后，阿芬将一个榴莲作为新年礼物送来，让阿燕老家的亲朋们大开眼界。遗憾的是，南方人的“水果之王”到了北方，却因为又丑又硬的外壳而不被接纳。因此，榴莲在这里又是内地与香港之间两地差异的象征。

当然，榴莲最动人的隐喻其实是关于生活。在阿燕所处的年代，榴莲象征着人们对金钱的向往，尽管它又臭又硬，但是因为它的价值，人们还是愿意费九牛二虎之力将它劈开，捏着鼻子也要尝尝它的滋味。正如故事中，那些因为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一批又一批向南而去的身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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