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民间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过“装神弄鬼“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神异，以获众人拥戴。他们或者说自己梦到了天神托言，或者说自己突然获得了异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癔症患者，通过民间巫术来吸引信众。比如汉末黄巾军起义的张角，就是凭五斗米教起事，清末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就是自称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弟弟，创立了拜上帝教。专制皇权制度达到极致的清乾隆朝，对文字狱和民间此起彼伏的秘密宗教敏感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态度进行高压统治，株连甚广，从而杀一儆百。 “农民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入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充当炮灰，成为社会动乱的主力。 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以及精细求全的个性，乾隆对那些“疯人造反案”，一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疯。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他也认为这样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稳定因素，保不定什么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还解释自己的动机说：“此为疯人之言。然此等无知妄作，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说，这些疯人好的时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时才暴露内心的罪恶。因此，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以上诸案，经过审实，与宗教和起义无关，乾隆仍然不放过。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虑。对乾隆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吓“愚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他的统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钱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越防越涨，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