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6 月 26 日，全面内战爆发时，对比一下我党与国民党双方的军事力量，前者确实无法与后者相抗衡。
无论就军队数量、军事装备而言，还是基于后备物资及外来援助等方面的分析，国民党明显要超过共产党。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 430 万，其中正规军约 200 万；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 127 万，其中野战军 61 万。
双方总兵力的对比是 3.4∶1。国民党还拥有共产党所没有的空军和海军。国民党政府统治者约占全国 76% 的面积、3.39 亿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 24%，人口约 1.36 亿。
正因为如此，在发动内战前夕，蒋介石曾踌躇满志地说道：「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城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既然拥有了这样绝对的优势，蒋介石就宣称：「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
可是历史的发展完全与蒋介石的估计背道而驰，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完全战胜了国民党，国民党政权就结束了在大陆二十二年的执政历史，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退到台湾地区等几个海岛上去了。这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实际上，原因是一目了然的。
（一）人心向背决定一切
在军事因素的背后，都有着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支撑，军事斗争的结果是这些政治和军事因素的集中表现。我党在军事上胜利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现实社会基础。对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人民军队的统帅毛泽东曾经指出：「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③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胜利。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连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对此也无法否认。
我党与国民党在军事上较量的同时，实际上在政治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政治上斗争的焦点就是对人心的争夺。共产党胜就胜在赢得人心，国民党败就败在失去人心。
对于争夺人心的至关重要性，毛主席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① 毛泽东还说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最终目标决定了其必须把民族解放和维护人民的利益视为己任，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
我党坚定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就是为了赢得人心。正如祝彦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包括两个同盟：一个是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因此，如何处理同农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便成为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两个基本问题。谁处理得好，谁就赢得最广大的民心，也就赢得了天下。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做得无疑非常出色。」③
中国 80% 以上的人口在农村，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我党坚定地同农民阶级结盟，坚定地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在于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把他们的潜能充分地调动了起来，构成了支撑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基础。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坚决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不但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站稳了脚跟，而且进一步在农民的支持下占领了城市，解放了全中国。对照一下国民党，他们不仅不敢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且还不断地盘剥农民，各种苛捐杂税使农民无法生存下去。当时有首民谣生动地描述了在国民党统治下农民的生活：「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① 国民党丢掉了农民，等于丢掉了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众，也等于失去了人心。
胡适曾经评论道：「大多数农村所以破产，农民所以贫困，是由于国内政治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现在农村最感痛苦的，是抽税捐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纳税养官，而官不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纳税养兵，而兵不能尽一点保护人民之责，剥皮到骨了，血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一丝一毫的治安幸福，在这种痛苦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② 冯玉祥也曾在 1947 年 5 月 26 日尖锐地指出：「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抗战）胜利以后，又随便征粮，随便征兵，粮征走了，人民吃什么？儿子抓走了，他这一家怎么过呢？人民都死光了，政府还有什么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违背了民意，就是违背了天意，违背了天意，还有能不失败的吗？」③
中国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有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其中有民族资本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人员等。这些中间阶层的政治代表就是那些中间党派。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面性的阶级」的判断，在对之保持革命的警惕性的同时，坚持发展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把他们视为「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④，视为「人民大众的一部分」⑤。
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实施了所谓「四面八方」的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毛泽东告诫自己的同志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① 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共产党的这些政策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同共产党站到了一起。与此相应，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高度重视，积极声援、支持、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工潮、学潮，这些民主运动、学潮和工潮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战场。」②
对照一下国民党，它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即中间党派，非但不予承认，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和压制。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下，根本不把民主党派放在眼里，想追捕就追捕，想镇压就镇压。在面临对国共两党进行政治选择时，除了极少数的几个，绝大多数的中间党派都选择了跟随共产党。国民党抛弃了民主党派，也就等于抛弃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从而把自己真正孤立起来了。
储安平教授在 1947 年 3 月指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③ 著名学者胡绳说得好：「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胜利？一个当然是靠武装斗争，再一个就是靠统一战线。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国民党在 1931 年后也拼命拉拢一些中间派人士，但长期跟它跑的很少。」④
民心向背如此明显，国民党岂有不败之理！怪不得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在 1947 年就哀叹道：「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①
（二）人民的军队无往而不胜
蒋介石在溃退到台湾地区后的 1949 年冬天，召集一批人聚集在台湾地区的日月潭，反省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
进而又把军事崩溃的因素归结为七个方面：① 军队纪纲败坏是军事崩溃的首要因素，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使军队的纪律扫地；② 对「三民主义」的动摇是军队崩溃的重要原因；③ 军事崩溃是由于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④ 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是军事崩溃的另一原因；⑤ 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战略的错误，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⑥ 历史定律失败论，历史上同一系统的军队，只能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当这个任务达成以后，就一定要腐化堕落，终至于失败消灭；⑦ 军事崩溃是「失败在外交上」，军事调处的 3 人小组，每在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无所不至。②
正如祝彦所指出的：「蒋介石的反思，并没有涉及根本，一场战争的胜利，武器优劣、兵员多少固然重要，但是即使是战略战术的斗智斗勇，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术』层面的事情，以上蒋介石的总结更多还是停留在这个层面。」③ 蒋介石不会懂得，也不愿正视，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所以必然无往而不胜；而他所统领的军队代表的是中国腐朽、没落的政治力量，从而必然溃不成军。
我党的军事人员和我党的整体状况一样，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吸收了全中国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成员和许多最终参与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中的进步人士，本身都曾在中国其他势力和阵营当中，按照其他救国救民的理想方案作出过努力，其中有不少人居于民国的政、军、经、学等各界的上层地位，有少数甚至是晚清和同盟会时期的先驱者，但是他们都在历史进程的比较和证明当中认识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当中，才能真正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当中，也有许多人士有着旧军队的高级任职背景，与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曾有过同事、同学等的交往经历，但是在革命的不同时期，他们脱离了原先的阵营而加入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阵营中。
我党更是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吸收了其中的觉悟分子作为革命事业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和基本纲领，首先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也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总任务规定下和具体条件的配合下，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等的革命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运动，既有力冲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也为革命队伍不断输送着人员和物资的补充。除此之外，国民党军队中受压迫的广大士兵阶层，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军队的重要来源。周恩来在 1949 年 4 月 17 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百韬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①
我党的革命军队，只有基于其进步性、人民性，才能贯彻「五湖四海」的组织原则，才能根据战斗的任务要求和参战者的优缺点属性，做到量才适用。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系统的起义投诚人员，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采用利诱或色诱等手段加以交换的，而恰恰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性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感召，从而投入到人民阵营当中来，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包括一些曾经加入但又脱离共产党队伍的人员，最终在历史的行程当中通过比较和鉴别，不断对国民党阵营感到悲观和失望，提高了自身的觉悟而最终抛弃了它，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相反，国民党军队的人事机制，也正如国民党政权和统治集团的整体机制一样，是陷于派系的分化和内耗、内斗之中。派系的缔结是以带有极大封建色彩的地域、同学等为线索而形成，是对个人的效忠服从与人身依附关系，从嫡系和忠诚与否的亲疏等第来决定人的任用，其中最著名的即国民党中央军中所谓的「黄埔系」，而各地的地方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军等，更是与蒋介石集团的中央军之间存在极大的罅隙，是为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并为了争夺国民党中央政权的主导权而争斗。影片《红日》中的经典台词，「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生动讽刺了国民党阵营内部的这种派系纷争的腐朽性。
还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军队在战场上殊死拼杀时，有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就说过，我们是打不过共产党的，他们的军队是为主义而战。② 他讲得没有错，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主义、有理想的军队，他们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在战场上，他们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敢于抛头颅洒热血，正来自于主义和理想。国民党即使有一个「三民主义」，也没有坚持用它来铸军魂，而是逐渐把它变成了掩饰自己的工具。
国民党的军队与整个国民党一样，没有信仰，只有利益，他们只是为利益而来，而不是为信仰而战。这样，当利益大于代价的时候，呼啸而至；当某一天代价大于利益的时候，需要你为此担当的时候，就会作鸟兽散。国民党的军队不正是如此吗？① 对此，蒋介石到了晚年似乎有所醒悟，他这样说道：「我们军队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去战胜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②
（三）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原则和形态焕发出巨大能量
我党除了以其在政治上的先进性赢得人民支持以外，也有着自身组织上的严密性和行动力，用这种组织路线确保了其政治路线的实行，既保证了党及其各项事业的根本政治属性，也保证了各项具体政策决定的有效执行。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部事业和队伍都建基于其阶级性、人民性，都要符合历史的前进方向，其从事这项事业的主体队伍，就必须在对历史规律性和自身使命的认识的基础上，实现革命者的平等联合，实现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奉献。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原则和形态，实现内部成员间、不同部分间和上下层级之间的团结协作与适当分工，能根据事业的根本追求和任务的具体要求，根据单位和人员的优缺点属性，做到量才适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组织严密性和行动力，也表现在其有效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上。
我党的这种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原则和形态，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并焕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中共中央作为统帅部，一方面强调统一意志，另一方面又善于听取前线指挥员的建议，赋予前线指挥员临机处置的自主权。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粟裕数次与党中央「唱反调」，不同意党中央「渡江南进」的决策，而力主「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最后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采纳，并因此而取得了重大胜利。
①《毛泽东传（1893—1949）》的作者对此赞颂说：「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② 让我们再看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给各解放区和前线指挥人员的电报，其中充满着这样的词句：「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③， 「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④， 「情况紧急不及请求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⑤， 「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求」⑥ 等。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给前线指挥员极大的信任和主动权，真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这种纪律严明、上下畅通的军队哪有不胜之理！⑦
反观国民党，由于其剥削阶级的本性和受浓厚封建残余的影响，它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派系。国民党这种落后、腐朽的组织形态决定了其在军事方面的组织行为方式上的天生弱点。国民党阵营本身具有严重的内部分化和尖锐斗争，在军事决策上也优先考虑维护自己的地盘、员额、装备等利益，出于各自的小集团利益各自为战、互相倾轧，导致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政治领导和军事决策。
国民党在其历来的军事行动中，尽管在多数时间内都保有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数量优势，但都试图维持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方式。这种齐头并进，除了是出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和利益集团的本位主义，是在无法有效获得「友军」支援配合情况下的自保手段，同时也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组织力、行动力低下，因此即使在单一派系集团的行动中，例如在胡宗南集团围追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的过程中，也无法有效协调保证在机动行进过程中的集团优势、信息优势，而总体上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各部队之间进行周旋，不断地歼灭孤立之敌，不断攻击指挥后勤等枢纽据点，不断扭转双方的优劣势对比。
这里也用一例来说明当时国民党军队「各自为政」、蒋介石独断专行的情形。1947 年 2 月 28 日，蒋介石急电胡宗南去南京，胡带了他的参谋长盛文一起去。据盛文回忆：「蒋主席召集胡长官和我到南京去，他首次表示将要进攻延安。因为延安是共党的首都，乃共党发号施令之中枢……攻延安的计划只有主席、我和胡长官三人知道，连国防部都被蒙在鼓里。」① 对国民党来说，攻打延安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但就由蒋介石一个人说了算，计划只有「三人知道」， 「连国防部都被蒙在鼓里」，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组织形式落后、腐朽到何等程度。战役失败了，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则一味地指责别人。
莱芜战役失败后，蒋介石训斥他的下属：「我今天可以老实告诉大家，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定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以不必重视他……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原因。」② 这种矛盾重重、一片混乱的军队哪有不败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