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和郭沫若是民国的两大才子，两人有交集、有交情，但因为不同的性格，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人生结局也有云泥之别。
早早成名陈布雷成名很早。辛亥革命时期，他在上海《天铎报》做记者，以“布雷”为笔名撰写时事评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旋即写下《谈鄂》十篇，每日刊布，张扬革命正气，引起很大反响，“布雷”之名随即响彻京沪杭等地。
早期的陈布雷
1911年底，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为了与列强周旋，孙中山用英文写下《告友邦人士书》，但是还没有对内公布的中文版本，《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闻讯推荐了陈布雷，结果陈布雷一挥而就，一篇大气磅礴的典雅文言随即出炉，孙中山看后也是赞叹不已。
此时的陈布雷，才刚刚21岁。
1912年，陈布雷回乡执教，但他对新闻事业的热情不减，义务兼作《申报》《四明日报》的记者。
1921年初，陈布雷重返上海，旋即成为《商报》总主笔，经常撰写风格犀利的短评和社论，很快便让这份刚刚创刊的报纸称雄于上海报林。
留学日本时期的郭沫若（前排中）
同年，郭沫若也弃医从文，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办“创造社”。从日本回国后，郭沫若在上海发表著名诗集《女神》、翻译出版歌德成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这让郭很快便成为了文化界名人。
那一时期，陈、郭二人都在上海，并相互仰慕。
郭沫若曾说陈布雷：
“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
而1927年第一次见到郭沫若后，陈布雷也钦慕地说道：
“沫若先生，今日一睹风姿，真是三生有幸。”
不同的道路1926年，北伐军攻向上海，盘踞在此的军阀孙传芳也已是风雨飘摇。在时局动荡之中，《商报》被迫于年底休刊。
一向痛恶军阀而向往国民革命的陈布雷，与潘公展一道来到南昌，于1927年2月见到了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陈布雷
此后，在蒋三番五次相邀之下，陈布雷加入了国民党。又因为生花妙笔受到蒋介石的重用，陈布雷很快便进入了国民党高层。
1931年，陈布雷开始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兼任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被称为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民党军政要人合影（蒋介石左为陈布雷）
但是从内心深处来讲，陈布雷并不愿投身政治，实际上，他更愿意做一个靠笔墨“自由驰骋”的报人。但是因缘际会、形势使然，陈布雷便将自己的那支笔缚在了蒋介石的帷幕之中。
“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我如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
陈布雷曾经不止一次向他人诉说类似的苦衷。但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陈布雷选择了对蒋介石“从一而终”。
陈布雷虽然不愿涉足政治，但自从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和“文胆”之后，他便是蒋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物。他了解的机要太多，让他无法自拔，也不可能脱身了。
反观郭沫若，则完全是走了另一条道路。
郭沫若
郭沫若对政治的嗅觉极为敏锐。1926年7月，北伐刚一开始，他便投笔从戎，担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与叶挺将军一起，一直打到长江流域。
陈布雷毕竟是书生，他对北伐后即将发生的激烈斗争（四一二事变）还茫然不知所以，而郭沫若却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之关键，他在事变前夕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讨蒋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影响。
文章发表后，蒋介石大为恼火，随即发出通缉令，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至此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甲骨文，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才抛别了日本妻子和孩子回国。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与日本妻子安娜及子女合影
而国民政府之所以同意撤销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也跟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的极力周旋有关。“一切为了团结抗日。”陈布雷用国家大义说服了蒋介石。
抗战时期
1937年7月，郭沫若回国抵达上海。9月19日，蒋介石电召郭赴南京。24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的陪同下，接见了郭沫若。
这一年，咄咄逼人的侵华日军激起了全民族的御敌斗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国共再次合作，郭沫若在半年后被任命为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将厅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政治部部长为陈诚、后由张治中接任，副部长为周恩来。）
抗战时期，陈布雷为蒋介石“捉刀”，写下了大量宣传文章，对鼓舞国人的斗志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的那篇著名的“抗战宣言”：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篇著名的演讲词便是出自陈布雷之手。
蒋介石最信任的“文臣武将”——文胆为陈布雷，武将为陈诚
另外，陈布雷也支持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从军抗日，并严厉告诫子女“不得参与政治”。除幼女陈琏在其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外，其余子女均未从政。
与此同时，郭沫若也利用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任职的机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
另外，郭沫若也利用自己的笔下才华，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以此鼓舞抗战士气，比如《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等。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于重庆寓所
这一时期的陈布雷与郭沫若，虽然都在为抗日御侮出力，但他们用力方向却相差悬殊，这也预示了他们的人生结局必将出现重大的不同。这个问题最早是由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
1941年11月16日，这是郭沫若50岁生日，重庆（陪都）文化界发起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也来到天官府的郭沫若住所祝贺。在这里，周恩来见到了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翁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委员会工作）。
周恩来对翁泽永说：
“小翁，请你传话给你的舅舅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是钦佩的，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郭沫若也说：
“唉，为老蒋拿笔杆子，不是一件好差事啊！”
在蒋介石侍从室时期，陈布雷与同事的合影
第二天，翁泽永便把两人的话转达给了陈布雷。
陈听了之后，沉思良久，说道：
“恩来先生我衷心钦佩，可惜国民党内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
然后他又长叹一声：
“唉！知我者，沫若先生也！”
从某种角度上说，郭沫若的笔下作品，是在为全中国的抗战服务，而陈布雷的“道德文章”，却往往只是为了蒋介石一个人服务。这就为二人此后人生际遇的悬殊埋下了伏笔。
国共内战时期抗战结束以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陈、郭二人开始走向截然不同的处境。
1945年底，蒋介石侍从室改组，陈布雷开始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改任中政委秘书长。
这期间蒋介石拨款一百亿法币，让他主持一个“宣传小组”——一切国民党官营或供养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出版社、书局、广播电台及有关机构，都要遵奉“宣传小组”的指令行事。
陈布雷因而被国民党文化宣传战线的大员们称为“宣传作战的总参谋长”。
陈布雷与家人合影
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国内形势的变化却让陈布雷备受煎熬。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接连败北，这大大出乎陈布雷的意料，他的“道德文章”再也难以为继了，内心非常痛苦，他屡屡劝谏蒋介石，却经常遭到斥责。
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败局已定，国内对“四大家族”的讨伐声浪也开始此起彼伏，陈布雷试图挽救党国的颓势。曾有传言，称他对蒋介石建议说：
“可以让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还有夫人（宋美龄），拿出5亿美元，用于国家……”
陈布雷的建议固然不错，但这此时跟蒋介石谈这些，只能证明陈真的不懂政治，完全是一股书生般的单纯和天真。
果然，陈布雷话音未落，蒋介石便开始火冒三丈，本就焦头烂额的他瞬间失去了耐心，对陈布雷一番责骂，话非常难听。
另有一次，陈布雷再次“进谏”，蒋介石同样听不进去，甚至还打了陈一个耳光。
……
1948年11月12日晚，陈布雷一口气吞下一百六七十粒西德进口的烈性安眠药，自杀身亡。
死前，他给家属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说道：
“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
因此，他觉得自己已经变得“衰老疲惫，思想柘涩钝滞。”
他表示，之所以选择自杀，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陈布雷墓，位于杭州西湖之畔
作为国民党内最顶尖的才子，陈布雷便这样匆匆结束了生命。对于他的这一悲剧性的结局，与陈布雷过从甚密、曾经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
“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上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他自杀，或是由于他见闻所及，对国民党政权极度悲观失望，加上长期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和时代大风暴的刺激，痛苦到不得不用死来求解脱。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也是大可惋惜的行为。”
反观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却是另外一番际遇。
郭沫若与周恩来的合影
1948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顺利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郭沫若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国民党势力完败之后，彻底退出了大陆，蒋介石也逃往孤岛，神州大陆开始“一片红”，而郭沫若也走向了更辉煌的人生。
郭沫若与中国夫人于立群及子女的合影
尾声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等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全部作品编成皇皇38卷本《郭沫若全集》。1978年6月12日，郭老在北京以86岁高龄去世。观其一生：思想进步，著作等身，晚年优渥，令人羡慕。
陈布雷与郭沫若，两人虽然同为民国的顶尖才子，而结局却迥然不同，其原因皆在于两人的政治眼光不同，还有脾气性格使然。今之谓“性格决定命运”，从陈郭二人观之，此言不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