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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线性时间体验作为与“古代”相对的时间观念表达，“现代”的本义是“求新求变、打破传承”，以期用现代的时间概念重新认知历史的生成。
文学中的历史却不是线性向前推进，而是采取某个时间节点，力图呈现某一时期的片段风貌。正统历史不能完全保证“正确”元素在历史胜利者书写中有效还原：无法顾全大局的阐释和转瞬即逝的个性化表达往往并存。
“而我们知道有太多事物一旦毁弃，历史巨轮再如何神奇地运转也未必能够复原。”沈从文《边城》和余华《文城》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尝试历史现场还原的想象过程，但都没有能够完全修补历史的空白和裂缝。
沈从文《边城》的文本背景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觉醒的青年对“五四”退潮的“失望”，在文本的最后一节，用“时候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的“现代”时间话语暗示时间观念的转变。
二者采用现代时间话语来暗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所面临的思考：中国现代时间和历史的生成是否有悖于中国原有的乡土时间观念，采用西方的现代思维才能明确时间和历史的辩证关系？
但历史的生成归根到底是时间的“有意”建构。历史事件作为时间的背景标志显示了翠翠、杨老兵、林祥福、顾益民等人的具体线性时间定位，并使该段历史介入中华民族的整体进程，它至少有着双重意义：
第一是作者要用与他们有地缘关系的空间，展现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图景，从而书写“现代”进入中国之前的地域景观以及推测可能面临的威胁；
第二是为其笔下塑造的人物提供一个生命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历史舞台。用具体的人生写照反映宏大的历史舞台空间，从个体的生存时间进入民族的历史时间。
因历史事件生成的现代时间标志让读者有效进入作者创造的文本空间中，也使文本故事发生的时间有相对的具体性，基于这个时间的事件发生也具有了不可逆转的一次性。
科学是“现代”的产物之一，主要是对未来的发展和期待，当被科学所裹挟前进的现代人发现自己已走到科学的尽头，甚至被奴役，所依据的“意义”要消失时，对时间的逃避无疑会让人产生焦虑。
而曾一以贯之的传统又被自己推翻和打倒，如何脱离文化的浮根状态，并坚实地走在大地上，也就迫切需要找到答案。
过去的历史是开放的，正如余华塑造林祥福这个人物形象的最初来源：“我对他只是一个概念：雪冻的时候抱着婴儿来寻找的一个人，寻找的那个人是谁他不说，”以及沈从文刻画翠翠源于“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两个形象是余华和沈从文以知道和被体验到的形式在过去的时间中生成。
但两个人物的过去和未来发展趋向却可以由余华和沈从文用文字的内在化意义加以揭示，这个过程必然有时间性的参与和“有意”构建。
作家可以从一些奇闻轶事中了解正统历史所不为人知的过去，并用文字中的时间话语组合表达和呈现出来。
既然《文城》是《活着》以前的故事，《边城》要展现民族文化的过去及现在，那文本书写中的历史注定要面向过去，并且前往过去的道路注定是敞通的，这样才能从中获得对现世的警醒。
《文城》所重点刻画的“乱世”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兄弟》和《第七天》前世的回光返照，是对20世纪末这段历史往前推进的时间建构。
如果说《兄弟》和《第七天》中的“乱”是现代科学观念的极端发展导致人性尊严的相互倾轧，并以一种魔幻现实的方式表明人为形成的“不合理”已变得“理所当然”。
突出后现代因科学和经济的突飞猛进以及人物狂热所体现出的荒诞和无可奈何，那《文城》中的“乱”更明确地指向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民族文化的失根和浮游状态因现代科学对传统文化的无序冲撞所导致。
因此在《文城》中呈现清末民初的历史时间或许是余华有意为之和情感倾注的对象，因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
“现代性”因“现代”的不断更新和不稳定状态形成一种不确定性思维，科学观念的提出也随着“现代”的生成而不断发展和更新，进而不断产生“现代性”关于自我与他者、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思考。
由于“现代”概念生成的不确定性思维并没有完全否认和切断与古代的关系，只是自我为发挥个体个性打破原有思维观念束缚的一次对抗，从而为自我的主观性抒发找到合理性的现存理由，同时“现代”对未来提出的预想和假设在“乌托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外来人归乡的精神“失”乐园余华曾用《一千零一夜》的一个故事说明故乡之于个体生命经验的财富——“先离开，再回来。然后，局限的经验变成了开放的经验。经验里原有的财富，才会被充分地挖掘出来”。
个体只有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产生不适应和陌生的“疼痛”后，才能察觉“熟悉”的珍贵。对积累生命经验场域的开发和探索，实际是以外来人的身份，带着想象的疼痛，重新返回故乡的过去。
“在外来人的身上，体现了任何人际关系中都会涉及的远与近的统一：关系中所蕴含的距离，表明近在身旁的人，是遥远的；而这种外来性，又表明遥远的人却近在眼前。”
外来人，也可以说是离乡之后再次归来的“本土人”，在现代语境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已经无家可归、注定四处漂泊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
林祥福到溪镇寻找纪小美是以外来人身份来的，陈永良和李美莲以外来人身份一路南下，最后在溪镇住了下来。沈从文也是以外来人身份书写离乡之后的湘西。
对作者而言，通过写作而归乡的过程也是以外来人的身份重新回到记忆中的童年和精神故乡，舒茨认为“外来人的内心深处，永远挥不去的是对家园的怀恋”。
这个家园，既是作者记忆中的故乡，更是民族的精神故乡。既然余华要通过林祥福来展现一个极致善良的人物到底是怎样，沈从文通过湘西展现自然性情下的“民族伟大处和目前堕落处” ，那将各自的书写对象作为一个情感和思想观念寄托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祥福的社会角色与余华早期的小说有一定的承接性，他是作为一个“大富户”而在“溪镇通往沈店的陆路上和水路上，没有人不知道”，即林祥福是通过经济贸易活动而在溪镇落地生根；
沈从文从“乡下人”的视角看历史主流之外的边缘人物和空间如何“美丽”地消逝。有论者认为余华“在《文城》中试图将心中的历史人文精神和生的意义凝结成一个空灵的空间意象‘文城’”。
余华要突出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江南小镇，更要写那个时代；沈从文则通过《边城》的书写“刻意借城与乡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
以外来人的身份进行文本创作的乌托邦归乡，是源于对现实不满的异端空间塑造，作为精神实质的传达，它宣称人类无论经历多少困难都没有抵达的可能性，而人正是在这受难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
正如林祥福在寻找纪小美的过程中越来越坚定，尽管最后他没有找到纪小美，没有给林百家一个完整的家，但在寻找的过程中他收获了很多精神的财富，他以一个精神完善的儒家圣人姿态走进一个注定要被历史所抛弃的乌托邦空间。
对其在这个乌托邦空间的理想仁义实践，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主观幻想，把原有注定失败的结局用时间合理和历史合法的方式加以重新构建。翠翠等待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同样有类似的心理激励功能，沈从文通过翠翠的等待鼓舞读者拥有“一种勇气同信心”。在这个意义上，林祥福的寻妻之旅和翠翠的等待又是作者的精神文化寻根之旅，对读者而言也是一个不断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
尽管寻找的结果是渺茫的，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把过去的经验投射到现在甚至是未来的期待中，原有的精神空无也因欲望的表达得到暂时的填充。
《文城》中的林祥福、顾益民和陈永良等以正面形象出场的人物，他们所内蕴的道德和伦理价值体系实际已被貌合神离地挪用，是古代知识阶层带有宗教性质的现代传教和布道。
《边城》的翠翠、傩送等人是“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让城中人“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文城》的溪镇和《边城》的茶峒作为乌托邦空间的构想固然无法去除作者和时代传达的意识形态特质。
因作为“乱世”特征的清末民初更明确地指向中国古代传统和现代文明在承接时，二者因无法适应和有效转接，导致文化传承产生裂缝，这也关涉到中国现代文明历史的起源和中国古代传统在当代发展的愿景问题。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归乡”书写就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单纯的思想观念传达，也构成了《文城》理想仁义情境以及《边城》自然人性呈现的图景。
溪镇和茶峒在文本空间里着重表明了余华和沈从文的幻想，又因文学本身也具有减缓和消弭心理创伤的作用，作为写作的文本也就带有心理慰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