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党报史研究室”的金耀云，在研究《红星》报课题，搜集史料时给邓小平同志寄去一封信，请小平同志就《红星》报的疑难问题予以解答。
小平同志：
您好！
我们在撰写红星报史的过程中，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向您请教。
刊在1933年8月13日第四版《吉安的占领》，署名“子任”，但是，又有点不像毛主席的文笔，请您审查一下；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指挥打吉安是1930年10月的事，这篇文章为什么在三年后才发表？
小平同志答复说：
“不知道，此时我还未编红星。”
这是小平同志的一贯作风，简洁明了，尊重历史事实，知道的就据实写明，不清楚的就写“不知道”。
后来经过多方考证后得知。在1930年8月13日，《红星》报第四版上的《吉安的占领》，正是毛主席以“子任”为笔名，写得最早的一篇战地通讯。毛主席的这篇通讯，也开了领导干部动笔写战地通讯的风气。这一时期，也是党史军史上，领导人亲笔撰写战地通讯最为兴盛的时期。此外，毛主席还为《红星》报题词：“动员群众粉碎敌人反革命围剿”。
《红星》报在党史军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存在。《红星》报是长征中唯一的报纸，红军领导人几乎全都为它撰稿。它也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唯一宣传工具，担负着党报和军报的双重使命。作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惟一喉舌，《红星报》伴随着红军走过了漫漫长征。
《红星》报是1931年在江西苏区创刊。在苏区时是铅印的，最高印数达17300份。
《红星》报发刊词明确指出：“他要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红星》报那独具特色的政治宣传，是光彩夺目的，对红军的各项工作都有很强的指导性。
长征后《红星》报改为油印。大约十天一期，每期2至4版，发行量改为5、600份。一般是下发到每个连队。如遇到特殊情况出8版或“号外”甚至2天就出1期。印报纸基本是从苏区带出来的江西毛边纸，有4开大小。
《红星》报如此重要，但是它的第一任主编，到底是谁？现在依然有争议。
作为《红星》报最著名主编之一邓小平，曾有这样的一段回复：
问：“听陆定一同志说，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由您主编红星报。您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后，由陆定一同志继任，这个情况不知是否？”
小平同志答复：“我编红星的时间，大约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10月到遵义会议没有出刊。遵义会议后，大概是定一同志负责的。我编时所有稿件大都是我改定的。”
问：红星报是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的，创刊时谁担任主编？发刊词《见面话》是谁写的，我们无法断定。
小平同志答复：“不知道”。
中排右三为张如心
虽然有不少党史资料认为，张如心在江西苏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但也有党史专家认为“从创刊到1933年7月，该报主编是谁不详。”“《红星》报创办人这一困扰多年的谜底还未真正破解”。
据2011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一书，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创办的第一张红军中央机关报是《红军报》而不是《红星》报，1931年初创刊，只有《红军报》符合张如心担任首任主编的时间条件。
虽然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被解密，但关于“《红星》报首任主编是谁？”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也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红星》报报头“红星”两字和光芒四射的红星，是由钱壮飞烈士设计的。
从1933年底到遵义会议，邓小平担任专职主编；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接任主编。
在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文书科的11个人，白天随着部队行军，但一到驻地，顾不上人困马乏，将铁皮箱子一放便是桌子，背包一坐便是凳子。从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邓小平同志手里接过稿件，即开始刻印起来。大约三小时之后，版面刻好，再叫两位负责油印同志接班。全部报纸印好以后，交总政发行科分发。
这份油印的《红星》报版式活泼，栏目不少。设有社论、要闻、时事政策、军事知识、卫生常识、俱乐部、漫画等十多个栏目。
《红星》报的社论大部分由中央领导同志撰写。周恩来、王稼祥、贺昌同志写的最多，其次是博古、洛甫。还有陈云、朱德、 彭德怀、聂荣臻、罗迈、李富春、罗荣桓等同志，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一般是几百字左右，不到一千字，内容都极富感召力。有些未署名的社论，是邓小平亲自撰写的。
《红星》报以全方位的视角深入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展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丽画卷时，更是从多个角度切入，细腻而生动地进行了描绘。因此，它深受广大指战员的喜爱，被誉为“革命的传声筒”。该报就像一个高效的“无线电台”，迅速传递着红军的战斗信息，播报着地方群众的最新动态，同时还将全中国和全世界工农的生活状态呈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红星》报也是一部实用的教科书，为红军指战员普及百科知识，助力他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它所刊载的文章，内容充实，文字简练，语言平易近人，深受读者喜爱。无论是新闻、通讯，还是社论、理论性文章，都体现了短小精悍、新颖独特、及时快捷的特点。新闻通常只有百余字，通讯大多二三百字，这种简洁明快的风格深受读者欢迎。
《红星》报尤其注重行军、作战的胜利消息的更新速度。即便在当年只有几匹马、主要依赖人力步行传递消息和报纸的艰苦条件下，它仍竭尽全力将前线胜利的消息以及其他苏区的战况、白区人民的斗争情形，及时、迅速地传达给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例如，《遵义新闻》、《红军占领桐梓城》、《我们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红星奖章奖给火线上的英雄》等一系列报道，都充分展现了《红星》报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
赵发生，在长征途中任红军总政治部文书科科长，担任《红星》报的总部刻印工作
在丰富多彩的“俱乐部”栏目里，常常会刊登红军歌曲、军事测验、算术游戏、生活常识等。如冬天行军，就刊登“冬天行军常识”，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报纸就注意宣传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等。据赵发生回忆：“至于《红星》报的漫画和文章插图几乎都来自在宣传部工作的黄镇的手笔，他是众人皆知的‘长征画家’”。这些宣传方式生动形象地传播了党和红军的主张，宣传了党的革命形象，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反动与罪恶。
为提高军队素养，设立了“军事常识”、“军事测验”专栏，不断地讲解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科学知识。为不断壮大红军队伍，补充兵员，开辟“扩大红军”专栏。
在红军缺医少药的条件下，设了“卫生常识”栏，教战士掌握预防和治疗常见病的知识，如防治伤风感冒、伤寒痢疾、 胃肠炎、疟疾、冻疮、手足皴裂……。还告诉如何尽快解除行军疲劳、学会在火线上包扎等，起到了指导医生的作用。
黄镇
《红星》报办的“俱乐部”、“猜谜语”、“山歌”、“红军歌曲”、“小玩意”等栏目，不仅会讲故事，会唱歌，会说笑话，还会变把戏，会作游戏，充分反映了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高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此外，《红星》报还在红军中担任着“裁判员“”和“黑脸包公”的作用。为公开开展表扬、批评活动，报纸中还特意开设了“红板”、“铁锤”等专栏。 另辟“洁厅”栏目，专门报道受到军事处罚的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反革命分子的案件。
在版面编排方面，《红星》报历任主编也非常时尚，做到了生动活泼，文图并茂。当时红军战士文化水平低，又没有摄影器材，所发表的评论和理论文章，经常会配一些插图和漫画，以活跃版面。比如，在第48期曾刊载陈毅同志写的文章，“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查”，在此文中，按段落大意配发了八幅插图和漫画，解释游击战。这样的图画既有吸引力，又扩大了宣传效果。
陈毅
在长征路上，由于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因而中央军委提出了加强群众纪律的多种措施。为配合这些措施的实施，《红星》报接连发表了《消灭一切脱离群 众、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和《对目前政治工作的训令》两篇文章。1934年11月，《红星》报又接着出版一期号外，提出七项要求，号召大家展开遵守红军纪律和争取群众工作的竞赛，对于违反纪律的分子“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据记载：当时有个青年科长，在驻地点着火把玩耍，不慎引燃房上茅草，将整个村庄民房烧毁。为了严肃纪律，第三天就被处决了。
黄镇画作《红军彝族游击队》
经过整顿，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快就英名远扬。1934年底，当红军刚走进一个村镇，就看到了群众早已在墙上贴满欢迎红军的标语：“欢迎废除苛捐杂税的红军”、“欢迎爱国家爱人民的红军”、“欢迎不拉伕不扰民的红军”……这些标语抄下来当天就出版在了《红星》报上。
当时，在红军中曾非常流传一首 “赔锅歌”:“我们红军不小心，打破你家一口锅，留下五个袁世凯（银元）,赔你一口好铁锅”。这首歌十分生动形象地表现红军铁的纪律，因此也被登在《红星》报上。
长征初期，红军沿路书写的一些标语口号缺乏针对性，教条主义气味很重，如“反对工团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等等。这一情况很快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毛主席亲自撰写了十多条口号，并在《红星报)上发表。这些口号简单有力，非常能够感染人、激励人，比如：“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打土豪、分田地”、“打日本、救中国”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在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实行运动战，变被动为主动。
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担任《红星》报主编。他曾回忆说：我接任《红星》报主编时，由赵发生同志担任刻蜡板工作，还有一位同志负责油印，另外有两位挑报箱子的同志。就是这么三五个人，紧紧跟着中央军委昼夜行军。赵发生也曾写文章回忆：我们常常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编写稿件，冒着国民党飞机的狂轰乱炸，刻蜡板、油印。不论是跋山涉水，还是爬雪山过草地， 一直坚持出版《红星》报。
黄镇画作《遵义大捷》
《红星》报的通讯员来源比较多元，既有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同志，也有基层连队的战士。他们为《红星》报写专稿，绘报头，书标题，配插图，画漫画。大部分社论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撰写。
《红星》报当时有专职通讯员500多人，是办报的骨干力量。他们既是前线的战士，又是战地记者；既握紧枪杆子冲锋杀敌，又挥动笔杆子写文章。怎样打就怎样写，所写的是自己和自己的战友，因此写出来的新闻和通讯既真实又生动。
《红星》报编辑部非常注意培养和提高通讯员。设立“通讯员”专栏，定期发表指导通讯员工作的文章，提高其业务水平；教育通讯员写稿件遵守“真实性”原则，反对虚假报道。
1935年2月27日，红军第二次解放遵义并攻克桐梓城，俘敌三千，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在此战役中，贵州军阀王家烈企图据娄山关天险顽抗，并打长途电话请求救兵。但这个电话全部内容被红军侦听到了。
于是《红星》报据此刊登了一篇非常有趣的通讯：
《王家烈叫救命》
遵义之战王家烈险些被我活捉，幸亏脚快逃跑，连鸦片烟枪和大衣都抛掉了。他的队伍第一、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五等六个团和特务营，全被红军消灭驱散。王家烈逃到贵阳之后，就打电报向蒋介石叫救命，电报里说‘遵义之战不得损失极大，子弹用光了，伙食没有了，军心涣散，快快送粮和子弹来，否则士兵没有饭吃就要造反了！’
类似这样的战斗快讯，在《红星》报上几乎每期都有。
王家烈
在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文书科的人马，除了办报之外，还负责刻印中央文件、通告、布告等。下面这个红军布告就是由红军总政宣传部长陆定一起草、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由赵发生刻印的。这张布是用两张蜡纸将其拼接成1.2尺见方，布告中说：
中国工农红军 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 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 压迫彝人太毒
红军万里长征 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四川 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 不动一丝一粟
……
全文总共156字，非常琅琅上口。后来，陆定一同志曾多次提到想和赵发生在这张布告前合影留念，只可惜因种种原因，直到两人去世，这个愿望也未能实现。
陆定一
在吴起镇时，陆定一还和贾拓夫一起合作写了一组非常押韵的《长征歌》，歌词中把他们每个月的经历都写了下来：
十月里禾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
古陂新田打胜仗，
十一月来走湖南，
宜临蓝道一起占，
冲破两道封锁线，
吓得何键狗胆寒：
十二月来过湘江，
广西军阀大恐慌，
四道封锁线都突破，
势如破竹谁敢当。
一月里来百花香，
打进贵州过乌江，
连占黔北十数县，
红军威名天下扬。
......
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
粉碎敌人新“围剿”，
统一人民救中国！
1935年8月，红军即将进入陕甘边区，纸张没有了，油墨也用完了，《红星报》被迫停刊。此时，长征胜利的曙光就在不远处的前方了。
在时隔近九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阅着昔日的《红星》报时，革命先辈们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刻画在我们心中，令人由衷地产生敬意。这份报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红军长征的艰辛历程，它仿佛是一堂生动而实际的党史和军史学习课堂，让我们更加贴近那段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