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听起来微不足道。女孩上午十一点，起身去水房接了杯开水，泡了个茶包，还没回到位置坐下，主任阴阳怪气的声音自她背后传来。
“哟，这么闲啊还有心情泡茶。我们就不一样了，命苦，天天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女孩被那话说得一愣，手抖了抖，茶水晃荡出杯口，烫在拇指上。一小块皮肤迅速红了。
“我昨晚加班到十二点……”
“怪谁，技术不行又磨洋工，你可别想着靠这样挣加班费。”
“我没有，不是的，真的活儿太多才加班，我都没填……”
女孩结巴起来了。她一紧张就容易结巴，一结巴话就会变多，啰里啰嗦说不清楚。
可她也很执拗，越到这样的时候越想说个清楚。所以她结结巴巴，翻来覆去，重复着自己的话。
没有，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呀得了得了你那点小心思当我看不出来？”
“你填没填我心里有数，狡辩个什么劲。”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吃不得苦也吃不得亏，像我们当年，谁计较这些。”
主任吹着水，越过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女孩站在原地，稳住了手里的杯子。水纹一圈圈荡开，又一圈圈收缩，最终死一样地安静了。
她又看看拇指上烫红的印，疼痛终于迟钝地来到大脑，房贷前天还完，她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屋子，生活明明好起来了不是吗。
明明好起来了，可怎么好着好着又坏了。
女孩想不明白，是不是自己的解释不够好，是不是话太多了没切中要害被人误会，是不是做错了事主任在提点她？
她思考了会儿，又继续更深入地解释，我没有要坑单位的加班费，我是真的做不完事。然后这茶就是个茶包，丢进去泡了不用管他，根本不费事。
我没有要拿这个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磨洋工。
她想把这话说清楚，她需要把话讲清楚。可问题是她不知道要向谁说明白，阴阳怪气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她吵不赢，掉下眼泪，话语囫囵地在嘴边翻来倒去，她听见有人叹气。
“算啦，老是说什么说，有什么好解释的。”
她猛地闭上了嘴。她转身看过去，同事们低着脑袋假装很忙。女孩环顾了一圈，她忽然想起什么，她慢吞吞地拿出手机，群发了消息。
办公室里零星响起声音。有人抬头偷眼看了下，女孩的眼神已经推门而出。
然后，然后大家就再没找到她了。
故事来到我这里。
120是我叫来的。我买了东西回来，刷卡却进不去房间，女孩把门链从里面拉上了。
我给她的男友打了电话，跟着依次是她的养母、没有血缘的弟弟、生母。
我们已经年过三十，上一辈都是年过六十的老人了。
她的养母第一个到，哭得不能自已，我别过头，和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一起搀扶着她。
女孩没死，床铺被吐得一塌糊涂，她是个很爱好的人，清醒时绝不会允许自己出现这么不堪的一面。
她的生母随后也来了，跟着是她交往了十一年的男友。
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两个孩子，是有过，汉语没有过去时态，所以我需要强调一下这个关键点。
他们一起住在女孩还完贷款的小屋子里，结婚的事好像遥不可及。
女孩的失踪最先是她同事察觉的。在经历过头一天的事情后，办公室的氛围有微妙的变化。今天女孩没如往常般第一个到，又给这层微妙平添了一份猜测。
同事给她男友打了电话，男友一早出门，没有察觉异样。他的工作繁忙，敷衍了两句，想拖到下班再说。可那同事心中的忧虑莫名扩大，她把这种忧虑扩散到了整个科室。
于是接近中午，我接到了她男友的电话，彼时我才精疲力竭地挂掉上一个。
他周遭的环境很吵，我甚至有些听不清，这就让他音调里带上了或真或假的不耐烦。
“她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你是她男友，你不知道吗？”
“烦死了，这么大的人了，还让同事打电话来问，”他嘟嘟囔囔，却让我听见了一些，“你要知道她去哪里了记得给我说，我这儿忙得脚不沾地。”
我回头看着女孩，对着电话那边的他点点头。
“好。”
女孩明显地松了口气。她的床边堆着许多用掉的纸巾，双眼哭得红通通的，过敏一样发肿发胀。
我重新坐回她身边，她啜泣着说，还好有你。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一下又一下安抚着她的背。
从办公室出去后，女孩回了一趟家，如果那个能叫家的话。她的身世有些坎坷，听起来和故事很像。
她的亲生母亲在她很小时不幸脑梗，病好后身体没有留下残疾，可性情却变得十分偏执。母亲将她抱养给了隔壁的好友代为看养，直至现在。两家互通有无，但说到底，养大于生，女孩和养母及婆婆关系更为亲密。
所以我不清楚为什么在下这个重要决定之前，她首先选择的竟是自己的生母。
她在生母家只短暂停留了不到半小时便出来了。
母亲的病症伤害了大脑的情感区域，留给她的空间过于拥挤，无法以常人的思维理解。
她总是一味退让，毕竟对方是病人，也是给了血肉的生母。
她的母亲非常暴躁，我的意思是，她的母亲认为她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说话习惯从否定句作为开始，结束时伴随着吼叫或者嘲讽。
女孩将自己在主任那里遭受的痛苦向母亲宣之于口，在这之前她从未提起过。也许是不想，也可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她并没有得到臆想中的宽慰。母亲斥责她，如同往常一样。那些话也大同小异，比如你怎么就总是惹领导生气？领导本来就是领导，她有自己的考虑。等等。
女孩听着生母的反驳，总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表达得更清晰一些就好了呢？
她这样想着，于是也这样重复。
“我真没有为了挣加班费故意留到12点。”
“那个茶包是人家送我的，丢热水里就行，泡起来不费事，不会占用工作时间。”
“那又怎么样，领导说你就证明你有这个嫌疑，别人怎么没被说？你是不是经常泡茶，为什么不想着先给领导泡上？这么不懂事谁喜欢你！”
她一时语塞，想了很久，琢磨了很久。到底要怎样才能表达清楚自己的态度呢？
然后回头思考，她究竟想得到什么呢？
这也是我问她的话。
她坐在床头，我坐在床尾，我问她，你反复解释，是想得到什么答案呢？
她说不出来了。
她是个很笨，很软，很包子的女孩子。没有人爱她，可她对此总抱有幻想。
“我……我就是想解释清楚，我真的不是那样的人。”
她的声音又哽咽起来。我知道她吞下去的后半句是什么，她想说的是，你们不该这样欺负我。
可这句话她一嚼三十年，从未真正自嘴里倒出来过。
我安抚着她的背，太阳逐渐走到天顶正中，赤红色光芒的长尾拖曳着云层翻滚。
她又哭了一次，精神再垮了一些。
那么说到现在，和咱们故事的标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应该加快讲述的进度了。
这关系就是，在120来后，我和酒店的人一起撬开房门进去，床头不止放着安眠药的药瓶，还有一管已经空了的胰岛素和一支针。
胰岛素是大剂量，超过了100单位。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药？很简单，女孩是医生，药是她给自己开的。
120在城市里呼啸而过。我坐在ICU的门口，迎来她生命里不同的人们。
养母和弟弟双眼通红，她的男友在上满8小时班后姗姗来迟，蹲在病房门口嚎啕大哭。
她的生母在电话那头告知我会再晚一个小时，她拖拉着声音，对50来块的打车费感到犹豫不决。
后来人们都来齐了。男友冲上前想要和生母做个了断，据他所言手机里收到的遗言是：如果妈妈怪你，不是你的错。
生母躲闪着男友的冲击，恨恨地诅咒女儿不够争气。
养母和弟弟忙乱地拉架，医生巡视一圈，将医院所需清单交到我手里。
“这些是要准备带过来的东西。”她告诉我，声音疏远礼貌，“家属快去准备。”
我木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忽然想起急救车上护士压低了声音讨论的话。
“还这么年轻，怎么就想不通了？”
“谁知道呢，家里都有难事吧。”
“吃了多少颗？”
“我看得有个满瓶，要是都吞了的话——三十来颗吧。”
“唉……”
三十多颗安眠药一起吃下去很噎人，药效将很快达到顶峰，跟着肌肉失去力量，呕吐、晕厥、抽搐和窒息将接踵而至。
这是女孩告诉我的。是的，如果我们把欢歌笑语看得比黄金重要，那世界的确将快乐很多。但欢歌笑语换不来住房、食物或体面的生活，它们永远不可能比黄金重要。
爱也如此。期待爱和期待被爱是一体双面的可耻，她如此懦弱，哪怕已经决定死亡了，还是犹犹豫豫，盯着那瓶药迟迟不愿吞下去，甚至居然想要我帮她注射胰岛素。
“吃了药后我会昏迷，注射的事我自己下不去手，你帮帮我吧，等他们都发现我，就知道不该这样对我了。”
她将希望寄托给虚无的未来和我。
胰岛素的最高使用剂量差不多在300单位，一次超过60–70就会出现严重低血糖，造成死亡的风险。在此期间，伴随着严重的低血糖、心慌、心悸、面色苍白、出汗、晕厥等症状。
这是百度百科告诉我的。
我没打过针，那针头太细了，我没把握能戳进人厚厚的真皮层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选中了我。也许是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她总把自己寄托给外人。
她给所有同事发了信息，说我没有偷懒，我没有吃加班费，主任冤枉我的。
她到死都想要个清白，可这清白看起来微不足道。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她是的，你没有错。
我买来了清单上所有的物品，在他们争吵的间隙，询问医生目前检查的情况。
“正在洗胃，之后透析。病人体征平稳，但是没有苏醒迹象——”医生的目光隐藏在镜片后，忽然上抬一厘米，瞅着我，“现场发现了注射器和空的胰岛素，可病人身上没有针孔，胰岛素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我讪笑，摇摇头。
“不知道。”
“听说你一直陪着她，就是出门的间隙她吞的药？”
“是的，她哭了很久，我看她累了，出去给她买奶茶。”
“不叫外卖？”
“不习惯叫外卖，我的要求有点复杂。”
她也笑，笑容半真半假，忖度着扫描着我。
“是吗。”
“我有人证，回来的时候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外人可做不到，”说罢我提起还没凉透的奶茶，对着她晃了晃，“您看，奶茶在这里，半糖加三种料，少冰。您辛苦了，要不——喝点儿？”
医生的眼眸垂下去，就像刚才的询问只是客套。
我讪讪地将奶茶放下。
“她能醒吗？”
“死不了，”医生没再抬头，她的音调如来时般冷漠，远远地撞击在走廊白色的瓷砖上，“才三十颗而已，多三倍也可能有救回来。”
她撩起眼皮，瞅着我，忽然咧开一个笑容。
“现在的药物很难死的，开心吗，她没有生命危险，只需要透析就好。”
我的脸颊有些凉，她的男友和生母还在远远地争吵，可那声音离我如此遥远。
只有医生一瞬而过的笑容近在咫尺。
“等病人度过危险观察期，建议报警。”
“为……什么？”
“因为胰岛素，”她吸了口气，“一管大剂量的胰岛素不见了，流到外面很危险，你说对吧？”
我久久地凝视着她的双眸，我从不知道原来国人的黑瞳可以黑成这样。
在送院后的第三天，女孩出了ICU。她的体征平稳，如医生所说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还没醒来。管子插在她身上，24小时做着透析。
她看起来好累，但至少她可以睡一觉了。
也许她会做个美梦，梦里不知会不会出现我们少年时的那棵参天大树，她在梦中还会不会一脸憧憬未来的人生。
我应该会出现在她的好梦里。
阴阳怪气的领导来时我刚好错过，据说她在现场和女孩的男友闹得很不愉快，也许是赔偿没谈拢，男友扯着嗓子吼要找媒体曝光她，要让她付出代价。懦弱的养母在一边继续哭泣，我作为朋友忙前忙后，看她暴躁的母亲和表演系毕业的男友，我想起她在家里同样因为脑梗失能的亲生父亲，还有她曾经寄托希望的不熟的同事们。
我想起她的前半生，现在又要去想想她的后半生了。
她好可怜啊，和纸一样脆弱。其实有时候我很理解她，这一生这么可怜，但到底又该怪谁。
找找不到具体的落点时，她恨全世界，恨生母的苛刻，又想起她因病损伤的情感神经。恨刁钻的领导，却又莫名理解她作为上司的艰难。她在理解之后，将错误的归因又回到自己身上，这或许印证了别人的说法，确实是她自己的问题，如果连反抗的表达都不敢，又凭什么要别人猜透她的心意。
如此一来，好像连这场死亡也变成了理所当然，她怪不了任何人，连命也怪不了。
那日酒店里，女孩和我长聊，说话颠三倒四。她甚至懊恼是否应该把事情再解释清楚一些，如果换种方式沟通，让领导知道她不是贪小便宜的人，会不会一切都有改变。
我看着她和摇摆不定的决心，可怜她，又厌恶她。
因为我在想，如果一个人连命都可以舍掉，为什么依旧不能反抗。
她为什么不敢反抗。
我为什么不敢反抗。
我的手机上有二十个未接来电，都是我的母亲在这期间打来的。距离上一次我和她打电话，已经过了一天一夜。
最后一个电话中我告诉她关于女孩的情况，她声嘶力竭的咆哮通过无线波段刺激着我的大脑。
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遗书，一点点打字，又一行行删除。
我忽然又想起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不敢杀了她。
想法一旦形成，便如树之种子在大脑里蓬勃生长。在黑暗的房间里我猛地关上电脑，母亲刚才的咆哮言犹在耳，她说我和父亲一样是废物，也斥责我凭什么把自己趟进这摊浑水。
我久久地注视着黑夜里的白墙，以及透过月光和纱窗，在白墙上婆娑不停的树的影子。
我和女孩之所以能成为朋友，总有原因。
我们的母亲就是这个原因。
不同的是，她的母亲尚且因为得过病而有理由缺乏同理心，我的母亲则是将生父的过错完全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我和女孩，同父异母。
我的父亲出轨了她的母亲，又或者反过来，谁知道呢。反正在我诞生的那年，在医院的另一个病房里，女孩晚我三天出生。
我们在十三岁之前互不相识。我记忆中的家庭没有温度，是黑白色。父母无休止地争吵，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砸坏电视，用最粗鄙恶毒的语言咒骂对方。
大年初一，我知道了女孩的存在，她是与我有骨血之亲的妹妹。
我爱她吗？不爱的。
我恨她吗？好像也不恨。
父母的仇恨不是因为她存在，尽管父亲很快做下了决定，并在元宵当天搬离了我们的房子。
从此他再没有过问过我。
听到他脑梗的消息时，母亲的脸上露出了十分扭曲的快意。她特地梳洗打扮，拽着我的胳膊，强行把我带到医院里。
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脑梗的父亲瘫在床上，口眼歪斜不能言语，失去了半边身体的控制权。
我回头看，小小的妹妹躲在门后，怯生生看着我。
她过的也不怎么样。
房间里响起两个女人剧烈的争吵，还有床上男人失去权威后可怜的喘息。
病友们窃窃私语看着笑话，妹妹拿着一张小卡走到我身边，塞进我手里。
“姐姐，送你。”
那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姐姐，真奇妙，我捏着卡片忽然找到了世界上的另一种归属。
要是时间能停在那时就好了。
这些年，我瞒着母亲偷偷和妹妹交往。生父病倒后，她的妈妈也很快倒下。她被寄养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养母家里，性格愈发沉默懦弱。
再后来我们成年，我们在城市不同的角落里苟且度日，接受来自两个母亲不同程度的压迫。
我的母亲把对生父的恨意和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走上了也许是很多人必经的老路，身为女儿，却要担任家庭里消失的丈夫的职责。
我每天绞尽脑汁只为了顺应她的坏脾气，我并非觉得她的话语正确，但为了减少摩擦和吼叫，我做了一个非常听话的女儿。
读书、工作、找对象、结婚。
后来我为妈妈生了个孩子，我也不爱我的孩子。他之于我似乎只有一个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分散妈妈的注意力。
所以是因为这样吗，让我在她手掌无法掌控的缝隙里，偷偷地离经叛道，做出她无法原谅的行径。
比如照顾妹妹，比如。
我看着坐在床头，哭得脸红筋胀的妹妹，从十分可怜到了十分厌恶。
“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我就是想解释清楚。”
“解释清楚了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你不是为了加班费了，然后呢？”
我的不耐被她敏感地接收到，她抬头看我，目光闪烁且讨好。
“姐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挥手打断她想要更新的其他的解释。
“你们加班费到底多少一天？”
“300多，但真的……”
“行了行了。”
她的眸子暗了暗，低下脑袋。就是在这个瞬间，我看到了她口袋里露出来的药瓶。
“那是什么？”
“安眠药。”
“想自杀？”
“嗯。活着没意思。”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话说起来就如同玩笑。
“你死了你妈怎么办。”
“她不在乎。”
“你男友呢？”
她的手指动了动，摇摇头，没说话。
她的男友是个英俊的人，是个英俊、虚伪而且薄情的人，她应该知道这点的。
无名火从心口一路烧进我的脑袋。
“姐，我是真的想死了。”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看到你死？”
“我死了你会难过吗？”
瞧瞧，可怜的她如跗骨之蛆，又开始索取我的关注。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要我来。”
“人老病死……我觉得是大事，总应该有人看到的。”
“为什么是我？”
我与你，你与我。我和她之间从未聊过一些禁忌的话题，我想她本就别有深意。
好像是在那位主治医生的劝说下，她的养母还是报了警。主任这些日子每天来病房嘘寒问暖，承受着她男友花样频出的训斥。
她还静静地躺着，第四天了，一点醒过来的迹象都没有。
他们说女孩弄不好会变成植物人，医生对这一切不置可否，只是在查房的偶尔的空隙，用那双幽深的眸子看着我。
我不知道她想告诉我什么，又或者她其实已经都明白了。
我对她的后半生如何从未设想过。心底里暗自庆幸的只有还好两个字。还好我没有动手，还好我没帮她注射。
打胰岛素没那么简单的，哪怕是身为医生的她，如果没有操作过都不太可能一次成功。
人类的身体看起来脆弱如同玻璃，可要较起真，死也是遥不可及的事。
难怪能进化这么多年，我暗自忖度。
警察还是问到了我身上。不同于别人，他们将我带回了局里。
他们的询问间光线适度，身边的监控闪着让人不舒服的红光，笔沉默地在纸上舞出沙沙声响，正对面那人抬眼看我，无悲无喜，像个机器。
“听说那天你陪着病人。”
“是的，她给我电话，哭得不成样子，我就去了。”
“为什么是你？”
“我是她的姐姐，没人能找，只能找我了。”
“你和她的关系非常复杂。”
“是的，我们同父异母，我们的父亲出轨了双方的母亲，生下了我们。”
他点点头，笔一直没停，这些写在明面上的事，不知道有什么可记录的。
“你们俩的关系可以好到这个地步？”
“不一定，毕竟我也不知道她想死。以为只是希望我安慰她。”
“事情的原委请你再复述一次。”
我把沉在心底的故事照本宣科对他们默读一次。我是如何从工作中接到她的紧急电话，如何赶到酒店，陪她聊天，口渴后外出买奶茶，回来后房门从里面反锁，我发现不对，所以叫来酒店的人一起开了门。
我对面的人沉默着听完我的供述，片刻后，忽然扬起笑容。
“酒店的监控显示，你在离开去买奶茶前，是被她推出屋子的。”
“是的，她情绪很激动，我干脆离开一会儿，买点东西，也想让她冷静冷静。”
监控，是了，我忘记了这个细微的地方，索性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的心脏只咯噔了一下便恢复了正常。
“你们当时在吵什么？”
“没什么，左右就是翻来覆去一样的话而已。她没有要拿加班费，她没有偷懒。”
“你听得有些烦？”
“如果一个人对着你反复强调同一句话，你也会烦的，警官。”
“是一开始就很烦，还是她说久了才烦呢？”
“我可以不回答这种有引导性的问题吗？”
他看着我，笑着不置可否。
“可以，你会告诉我们的。”
“听起来很像威胁。”
“没有，只是在请您协助我们而已。”
我吸了口气。
“话说回来，为什么要报警？她不是自己吞药的吗？”
“说说你的看法。”
“毕竟房门从里面锁的，酒店说过外面的人不可能拉铁链。”
“所以吃这个动作应该是她自己做的。”
“对啊。”
“但是，”他故作高深地顿了顿，“自杀也有非自愿和故意两种，如果没有主观故意就不能称之为自杀或合法自杀。”
“非主观？”
“是啊，我打简单的比方。比如一个人在楼顶晾晒衣服，失足堕楼死了，这样是主观自杀吗？”
“不是。”
“嗯。比如在海边度假时突遇海啸，孩子被海浪卷走了。家长在明知自己去救助可能产生极大危险的情况下仍旧冲进水里，最后溺水而亡，这是主观自杀吗？”
“……不是。”
“对。再比如前阵子的新闻，一个美国的小孩，在与AI聊天的过程中产生情感依赖，最后在长聊后意识到人类和AI的模糊界限，被AI怂恿，无法承受开枪自杀，你觉得，这是主观自杀吗？”
我沉默了。警察的笔一下一下轻轻点在纸张上，咄咄、咄咄。这敲出的节奏像催眠的钟表，规律且无趣。
我看着他的双眼，那眸子和医生的一样漆黑。
“所以——如果你妹妹是在非主观的情况下吞了药，我们就应该查清这背后的原因，才能保障她的合法权益。”
“好的，我了解了。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医院去了。”
我结束了这冗长的博弈，起身整理外衣。警察跟着站起来，他姓张。
他冲我笑，举手做了个请的姿势。
“这边。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继续麻烦你。”
“不麻烦。”
“对了，还想请问您，那只消失的胰岛素，您有什么头绪吗？”
“没有，我不知道她要自杀，更不知道她带了胰岛素。”我走到门口，停下脚步，回过头，“张警官，我也想请教您，胰岛素是真的可以杀人吗？”
“或许吧，这要问医生。”
他面朝我，我的身后阳光光芒万丈，在他的身周镀了一层神圣的金黄。他的腰挺得很直，这种活得理直气壮的感觉我从未感受过。
“不过，”他接着开口，“如果在明知胰岛素会对人产生危险的情况下将其私藏带走，也是违法的。”
“是吗，那我妹妹做错了很多事。”
我颔首，转回去，直面那光芒万丈的太阳。
“祝你们好运，警官。”
“现在这话听起来，倒想我们被威胁了。”
他呵呵地干笑，我在他不大不小的笑声中，大步离开了警局。
我回到家，母亲的家里。
我按门铃，她为我开门，沉默地给了我两个耳光，一边一只。我的脸颊热辣辣的，她看上去很愤怒，胸口起伏不定。
“滚进来。”
良久，她冲我开口。我进屋，洗手，将提包放在她指定的台上，坐在她指定的位置。
她走到我身边，叉着腰。
“那个贱人死了没。”
她问的是妹妹。
“没有，还在昏迷。”
“呸，活该！”
我环顾四周，房子里静悄悄的，我的孩子应该被前夫接走了。看起来，今天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
桌上放着她给我留的剩饭。她的声音被隔绝在我的脑后。
我一口一口吃着那熟悉的饭菜，在胃里反刍着不停地回忆。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离婚。我和她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她照顾了我这么久，还有我的孩子。
她对我那么好，无微不至，饭来张口。她对我如此地坏，束缚我、软禁我、折磨我。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她的，但我一点也不想看到她。
我如此爱着母亲，同样我也如此厌恶她。
我的脸不痛了。她的咒骂重新清晰起来。无非是一样的话，诅咒我的父亲，诅咒妹妹的母亲，痛恨我不站在她的身边和她一起进行这场无休止的诅咒。
她的车轱辘话把我带回妹妹自杀的那个房间，当时我也是这样默不作声地听着妹妹对绝望人生的诅咒的。
她们才真像一对母女不是吗。
什么不负责任的父亲，生病的母亲，戏精的男友，都是可以摆脱的不是吗。
既然连死都愿意，怎么不能带走他们。
我戳着最后一口菜，母亲狠狠打了我脑袋一巴掌。
“吃没吃相！”
我今年30多了，还会因为吃饭被打。可笑吗，也是自己找来的。
我将最后一口咽下去。起身去洗碗。冰凉的流水滑过皮肤，我想起我和妹妹那天的对话。
我问她：“你还跟着他干什么，他出轨你知道吗？”
妹妹抬头看着我，忽然镇定，“我知道，”她这样说，“可他还在我身边不是吗？”
“就那么喜欢？”
“啊，喜欢，姐姐，我喜欢他，他是唯一真心对过我的人。”
我在妹妹的注视中移开了眼睛。
她要我帮她打这一针，要我也记住她。在她看来，我也是施暴者之一。不管我打不打，我的罪已经洗脱不干净了。
永远会有人怀疑我的，在她死后，永远会有人来询问我。
她把自己的命做成一只网，让我被笼罩其中。
我和那个戏精纯属游戏，是我对母亲的报复。我不要做她希望的乖乖女，我只是想离经叛道，可怕的是我已经三十多了，能下手的对象，身边只有这么一个垃圾而已。
我们草草结束后，拍了照片。我起初是想让母亲看到的，潜意识里隐隐希望她被刺痛，想看见她的震惊，看到她唯一拥有的女儿如此不堪入目的一面。
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又停下了发送的手。
你们看，我也是懦弱的人，我也无法逃开自己的命运。
我从她包里把胰岛素抢过来，攥得紧紧的。她和我推搡扭打，我被推到门外，我狠狠拉上门，她从里面无法打开，只能咆哮。
“还给我！”
“我不会让你死的，这个世界不会只有我一个可怜虫。”
她忽然停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的脚步由远又近，回到门边。一种含糊不清的吞咽声响起，我忽然意识到她在做什么。我猛地松手，敲门。她将门拉开一条缝隙，里面反锁了链条，笑容狰狞。
“我吃药了，一瓶。”她举起空瓶对我晃了晃，有些痛苦地吞下最后一颗，“我还是会死的，你是见过我的最后一个人，姐姐。”
现在想想，她其实知道30颗吃不死人。她只是想把事情闹大，把她离不开也舍不得离开的一切锁在身边，包括我。
可她不知道我已经有了其他打算。妹妹。
母亲收拾碗筷后，回到她那个昏暗的房间躺下了。她要求我今晚在这里睡，不准离开。
我撩起衣服，看着自己身上的针孔。
这四天我练习了很多次，已经可以一次成功把针戳进身体里了。
那么最后的问题来了。我该给谁呢？
我看着房间里昏黄的灯光，我的母亲和我，这一针真正致命的的胰岛素，我该给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