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度，或者说魏晋风度，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内容。

名士是什么样的人？很难下定义。不过，东汉末的名士和魏晋名士是有些区别的。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名士的风度。东晋王恭说过一段话：“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王恭的话，虽然不能说就是关于名士的确切而全面的诠释，但也说出了值得我们去体会的意思。从负面说，“名士不必须奇才”，王恭自己就是“有清辞简旨，能叙说，而读书少”的人（《赏誉》），但他出身士族高门——太原王氏，又联姻皇室——他是孝武帝王皇后之兄，这倒是做名士的重要条件。有这一条件，当然不必是奇才，也当然安富尊荣，生活优裕，奴仆侍奉，不必亲自操劳，所以从正面说，可以“常得无事”而优游自得了。至于饮酒而须“痛饮”，是优裕生活中应有的享受之事，还可以显示放诞旷达的气派；读《离骚》而须“熟”，则是弄一点典籍文义，作为名士必不可少的外包装，还可以借点屈原的光。

先说名士与酒的关系。远在魏晋以前，酒早就有了，但痛饮酒到“以酒为池”却成为殷纣的罪状（《史记·殷本纪》），何以到了魏晋，酒成为名士生活的重要部分呢？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也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尽管是英雄，也说“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短歌行》）。汉末饮酒之风大盛，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社会大动荡使人们的非自然死亡可能性大大增强，对生命的强烈留恋，对死亡突至的恐惧，于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 刘伶著《酒德颂》（《文学》），表示对死的达观，另一面正是对死的无可奈何。张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毕卓说“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都是这种思想导致的两方面的表现：沉湎于酒和放浪形骸。

再进一层说，在险峻的社会形势下，为了逃避现实，为了保全性命，逼得名士们不得不以沉湎于酒为韬晦手段。所以，饮酒似乎是快乐的追求，而隐藏在后的是痛苦忧患。用喝醉酒作保护手段，既麻醉了自己，又躲开了别人，阮籍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时候而得以保全，即是明显的实例。从阮籍推广到竹林名士，行为任达放荡而内心痛苦，他们的任达是对现实不满，对别人不满，甚至对自己也不满。阮籍不许儿子阮浑也来“作达”（《任诞》），是对自己没有别的办法而只得以饮酒狂放为高的不满。竹林名士之后，很多名士只知饮酒放达，但时异境迁，成为纵欲享乐的东晋名士了，饮酒也成为士族名士生活享受的点缀了！像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等就是（《德行》）。

还有一些名士，如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王忱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均见《任诞》）。这也是名士要痛饮酒的一种理由。按照《庄子·达生》篇的说法，喝得烂醉的人从车上掉下去，即使有疾也不死，因为“其神全”。形神相亲正是神全，从而可以求得一种物我两忘的冥想幻觉，行为也可以任诞不拘，忽略形骸。喝酒喝到这个地步，他们以为得到了任真酣畅的真趣和欢乐，就自得高远之致。这时候，饮酒本身就是欢乐，倘使有人再问饮酒有什么好处，这问题就失去了意义，名士们是不作答案的。

名士中相当多的人还讲究服五石散，又名寒食散。这种药毒性很大，服的时候如果措置不当，危险性很大。但在魏晋，服五石散的风气很盛，而且都是士族高门，富贵人家。为什么要服这种药？王恭有一次服五石散后出门“行散”（服药后缓步调适宣导），到他弟弟王爽门前，说古诗中“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为佳句（《文学》）。原来王恭在服五石散后想到的是生死问题。联系到魏晋人诗中流露得最多的感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感情，可以透露出魏晋名士之服五石散，是为了延年益寿。五石散，据说服后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的效果（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卷六载皇甫谧语）。

首先提倡服散的是正始大名士何晏。他“美姿容，面至白”（《容止》），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何晏这种爱美的行为，是魏晋名士的一般风气，是以此互相矜伐的习尚。《世说新语·容止》篇就是专讲某人某人是如何如何的美的。至于美的标准，也并非一般的仪表堂堂之类，倒是给人一种感觉，魏晋名士要长得像美貌女子，而且最好带些病态，如卫玠，才是名士最美的仪容。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可见他服药后面色红润，精神爽朗，这正是美姿容的表现，也可以视为可能长寿的象征。服五石散为求美貌，这是魏晋名士服散的又一个原因。当然，魏晋名士也不能一刀切， 其中也有不讲姿容的人，如竹林诸贤，除了嵇康之外，其余人都放浪形骸，终日酣醉的。

与服药有关的还有两种现象。一是魏晋名士穿衣崇尚宽大，爱穿木屐，这是药性猛烈而感到燥热，怕擦伤皮肤而求轻便舒适。一是药性会影响人的性格，变得急躁狂傲，不近情理。王述性急，吃鸡蛋不顺利而对鸡蛋大发其火（《忿狷》）；王忱、王恭为饮酒而竟至准备厮杀（《忿狷》）；王徽之在谢安座上当面轻蔑苻宏（《轻诋》）——这些人都是服散的。

与清谈、饮酒、服药有着内在联系的是追求飘然高逸，放浪旷达，不营物务，栖心玄远。于是崇尚隐逸。《世说新语·栖逸》篇所记甚多，散见于其他各篇的也不少。栖隐山林在物质享受上并不是很舒服的事情。隐居是逃避，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力改变或不想去改变，自然只得隐居遁世，所以多半发生在社会不安定的时候。这也是老庄哲学的一个基本点。

汉末大乱，是隐逸之风兴起的最直接的原因。三国鼎立，司马代曹，八王之乱，永嘉南渡，南北分裂，这是魏晋纷纭不安定的政治社会背景，也是使魏晋士大夫希企隐居避世、明哲保身的根本原因。玄学标榜老庄，而老庄哲学正是隐士行为的理论升华，宅心玄远，就必然要超脱世俗，注重自然，必然会希求隐逸。这是魏晋名士企求隐逸的思想上的原因。

隐逸而有玄学思想为基础，于是认为隐逸本身就是高尚的，是一种合乎自然的逍遥人生，不再需要其他的缘由，既没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没有存身待命的期待，只剩下单纯的追求玄远，崇尚超脱。阮裕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王羲之说他“此君近不惊宠辱”（《栖逸》）。这就是合乎理想的，自然旷达的。谢安起初隐居东山，后应桓温征辟出山，就被郝隆讥笑，“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弄得谢安“甚有愧色”（《排调》）。可见以隐逸为清高的思想，是普遍存在于魏晋名士之间的。

隐居而达到“内足于怀”就是理想境界，就是说隐逸的目的即在于隐逸本身的意义。既然重在得其意，那么，只要“内足于怀”，即使身在朝市，也不失为隐逸之意。于是，就有朝隐之一说。朝隐之说，当然为生活在富贵汰侈环境中的士族名士所接受。既可以不去过那种心迹双寂的枯槁生活，又可以风神散朗，不营世务，自己感觉良好，心安理得。王徽之做桓冲的骑兵参军，连官署名称也说不准，马有多少也不知道（《简傲》）。桓冲有一次问王徽之近来对公务是否有所处理，回答是“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简傲》）。这就是不屑于物务而心神超越的名士风度。

以上从饮酒、服药、隐逸三方面说了魏晋名士风度，前面说的玄学清谈实在更是名士风度的集中表现。名士崇尚适意自然，旷达率真，所以，王徽之雪夜访戴逵，坐了一夜小船，及门不入，说是“兴尽而还，何必见戴”（《任诞》）；经过吴郡，去一个士大夫家看竹子，连主人也不问（《简傲》）——这也是一种率意而行的名士风度。谢安在与人下棋时接到淝水之战的捷报，“黯然无言”，直到客人问起，才说“小儿辈大破贼”（《雅量》）；桓温请谢安、王坦之赴宴，埋伏甲士，而谢安神色不变，还“作洛生咏”（《雅量》）——喜怒不形于色，从容镇定而神情旷远，这是高层次的名士风度。

名士风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汉末名士重操守，讲气节；魏晋名士尚玄远，崇旷达。同是魏晋名士，正始名士如何晏、王弼、夏侯玄，与竹林名士如嵇康、向秀也有所不同。所可注意者，魏晋名士风度，正是士族把持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士族达到了权势顶峰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