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协民被免职，从此各奔东西
十月下旬刚刚病愈的我，突然接到了厦门中心市委让我们速回厦门的通知:我和蔡协民被免去了职务。
回到位于碧山路一六一号的厦门中心市委机关，我发现几乎全是生疏的面孔。原来的那批领导都先后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去了。市委书记兼军事部部长王海萍在红军从漳州撤军后回到厦门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牺牲了;组织部部长董云阁和刚到厦门担任宣传部部长、后来接任书记不到一个月的许依华，也相继被捕牺牲了，市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
接替王海萍职务的，是在德国工作生活十几年，刚被共产国际派回上海，再被中央派到厦门的许包野，他是许依华的胞兄。
我们刚回厦门中心市委机关，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其实在此之前，从七月至十月，即我病重期间，厦门中心市委已经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并派人到漳州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在闽南党内展开了一场“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主持批判会的新任书记许包野刚到厦门不久，情况不了解也谈不出什么意见。然而，团市委书记万XX却像一挺重机关枪，对我们连续开火了。
万 XX的发言并不是从应该接受什么教训、错在哪里、原因何在等进行分析批评，而是净给我们扣大帽子。他指责我们对敌人进攻的政策分析，首先是脱离阶级立场、忽视其进攻的危险性，高枕无忧地放松了对敌人进攻的防御工作，完全是彻底的右倾机会主义。其次是“保守主义”，敌人进攻后，又不根据具体情况抵御敌人，而且跟着群众意见跑，群众不让走，要求打，你们就留下守在那里。第三是“逃跑主义”，打不赢敌人，你们就不顾一切地逃跑，撇下群众一跑了之，以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此外，对于社会民主党及反动派采取迂腐的“慈悲主义”，忽视肃反工作。
对于这些不顾实际情况而扣的大帽子，我和蔡协民是不能接受的!对于闽南新苏区的失败和挫折，我们深感痛心，在会上也做了自我批评。对于所犯的不容宽恕的错误，我们进行了反省，并表示给什么处分我们都没意见，但重要的是要找出原因，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工作。
对于不切实际的批斗，蔡协民和我深感愤慨。我据理力争，我提出申辩，我们的错误不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主要在于我们脱离客观实际，盲目执行了中央针对中央苏区提出的那套策略。我把当时在车本山头开会总结失败教训的认识和分析复述了一遍。最后重申我们的观点，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指示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来打，否则现在得到恢复发展的闽南根据地还会失去。蔡协民还执笔以我们两人名义向市委上交了一份《对市委检阅决议的意见书》。
对于我们的申辩，他们备感恼火。认为我们不能虚心接受组织的批评和同志们的帮助，企图以“左”的错误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批判会开了两个半天。我至今仍觉得这个会让我受益匪浅，并不是他们的“正确”批评使我受到教育，而是通过这个批判会，我进一步理清了思路，更清醒地认识了闽南根据地失败的教训。这对于不久后我在创建和巩固闽东苏区的斗争中，避免重犯同样的、更多的错误起到了借鉴作用。
最后市委作出《关于蔡协民在漳州工作错误的处分决定》，给蔡协民撤职和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对固执己见的我也作出了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重新分配工作。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分后，我和蔡协民已不好在厦门呆下去了。不是我们看不起厦门新市委的同志，而是他们大都是些新来的，不了解情况，听不进我们的意见。他们把我们看做是犯错误的同志，更不会信任和重用，因此我们请求调动工作。
蔡协民提出一起到上海去，找中央汇报以另行分配工作，哪怕受到更重的处分也在所不辞。然而，我却不愿去上海，我想中央更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人家也会把我们当犯错误的同志看待，这样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了。我提出到福州去。我想，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和下面的同志对我还是了解的、信任的，我改正错误，别人容易相信。另外我在福州地区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便于开展工作，将功补过。厦门中心市委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自此，我和蔡协民各奔西东。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
十一月，我随厦门大学数学系学生、原厦门中心市委秘书陈少尧一同来到福州，向福州中心市委报到。福州中心市委从厦门中心市委写来的介绍信中，知道了我在厦门的情况，包括处分决定。因此到福州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将我在厦门，特别是在漳南的工作情况以及我的见解、认识，向书记陶铸和组织部部长陈之枢作了详细汇报。他们认为我的看法和观点是客观的、正确的，因此他们对我并没有另眼看待。
经过这次挫折之后，我不但没有灰心和消沉，而且变得更加坚强。我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改变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看法。一个月后，福州中心市委根据我的近期良好表现，撤销了对我的处分。考虑到我在厦门曾担任秘书长一职，因此决定让我官复原职，担任福州中心市委的秘书长。
我刚到福州时，同陶铸、谢飞等同志住在机关里。谢飞曾经是刘少奇的妻子，海南人，在南洋入党，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当局驱逐回国。她后来的丈夫在中央苏区工作，因此不久后她便调回中央苏区了。
谢飞走后，我们就另外租了栋房子，我和陶铸、陈之枢和另外一个女同志组成两对假夫妻，建立了“家庭”。
蔡协民以壮烈的死表明对党的忠诚
这年秋天，上海中央局来了一纸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都应对蔡协民进行揭发批判，划清界限，肃清影响。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通知，我深感惊奇。我与他共同生活战斗了好几年，对他的革命历史还是了解的。
从外表上看，蔡协民清清瘦瘦，斯斯文文，经常穿着一件长衫，俨然一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模样。作为一名领导者，他稳健填密，认真负责，具有组织才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意志坚定，信仰不移，对党的忠诚和热忱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丈夫，他缠绵深情，把妻子看得很重……
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样一位早年人党、参加红军，不管是在炮火纷飞的游击战场，还是在白色恐怖的白区，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好同志，怎么会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
陶铸对此亦有同感，因为陶铸对蔡协民还是比较熟悉的。为此福州中心市委开了个会，也没叫我检举揭发，划清界限。福州中心市委认为，中央也许对蔡协民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决定以市委名义给中央写份报告，证明蔡协民清白无辜。但无济于事。前几年我到古田开会，路过漳州时，漳州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还说起他们在征集史料时，发现了当年的那份报告。今天这份报告还珍藏在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它是福州中心市委当年抵制中央错误指示，反对厦门中心市委在闽南发动所谓反对“蔡协民路线”斗争的有力佐证。
一九三三年初，穷困潦倒的蔡协民突然回到了福州。由于中央刚发出过批判蔡协民的通知，蔡协民没有组织介绍信，按照地下党严格的纪律和规定，是不能与他接头联系的。但是对他十分了解的陶铸还是去见了蔡协民，并且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我提出要去见他一面，市委考虑到我们原来的关系，同意了。但陶铸一再交代:“你去见他可以，但绝对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诉他，否则你就违犯了党的保密纪律。”
在一个破旧肮脏的小旅店里，我见到了蔡协民。本来年纪就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小老头。他痛苦地告诉我，自从厦门分手到上海后，他住在一家旅馆里，与中央机关派来的同志接上了头。开始还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联系之后，便再没有人来理睬了。
他抱着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干等着，到后来花光了盘缠，弄得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值钱的东西也典当光了。老板天天来催，不敢呆在屋里，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忍饥挨饿。他甚至想过，要在上海的马路上解手，以便让巡捕抓进去关几天，吃上几天饭，由此来解决饥饿问题。最后，蔡协民终于意识到，他是被中央给甩了。但什么原因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一九二三年入团，一九二四年入党的老党员，却被党组织抛弃了?这种失去组织的痛苦，比饥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时夜里尽做噩梦，醒来后冷汗淋漓，气得他脚踢拳砸，把被单撕扯成布条。
无奈，蔡协民依然天天到马路上徘徊，看看能否遇见熟悉的同志。终于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曾在家乡一道共事的老同学。那人是经商路过上海的，他听说蔡协民到上海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后，给了蔡协民十块大洋。接着，蔡协民又碰到了福州中心市委专跑上海这条线的交通员陈冷才，并同他一道买了船票回福州。
说完这段苦难的经历后，蔡协民掏出一块衣料递给我说:“买了船票，剩下点钱给你买了身衣料，拿去做件旗袍吧!”我双手接过布料，一向坚强的我，此时不禁鼻子一酸，潜然落泪。
他如此落魄悲哀，仍不忘夫妻之情，我的心中又是感动又是酸楚。我觉得我应该把实情告诉他，就是挨处分也认了。我不能对这样一个对党忠贞不二的老同志再保所谓的“密”了。
蔡协民对中央的这一通知，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们十分清醒，现在一切解释和埋怨都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中央，还是厦门、福州的党组织，都不会与他接头，或者接纳他。惟有自己从头做起，开辟工作，以实际行动和成绩，甚至鲜血和生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劝他还是回到厦门去，“在哪里出了问题，就回到哪里去”。一是可以去海军或炮台去当兵，想法搞兵变拖枪上山打游击，建立武装，创建根据地;二是找一些过去熟悉的工人，介绍进厂去当工人，发动工人运动。于是，蔡协民真的回到了厦门。后来他来信告诉我，他在建筑工地上，做苦工、打石头、背枕木、抬木料，靠卖苦力养活自己。晚上就和一个老工人作伴，住在一个破工棚里。他边劳动边与工人接触，开展工运斗争。
一个文弱的书生，如果没有一种对党的忠诚和坚定的信念，是决不会忍受这种痛苦和煎熬的。
这期间，蔡协民找过厦门中心市委，他们见他表现不错，就在一九三二年七月调他到安溪县任县委秘书。当时那一带活跃着一支游击队。
这原是一支土匪武装，拖枪改造后成为革命武装，后来发展成为一支红军游击队。由于缺乏军事干部，所以把蔡协民派去带队打游击。直到年底，蔡廷错、蒋光鼎等人发动“福建事变”，罗明从中央苏区回到厦门主持新省委的工作，他知道蔡协民的遭遇后，严厉批评了原厦门中心市委的错误做法，并决定调蔡协民回厦门做城市基层工作。
蔡协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但不幸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正在厦「1益安医院工作的蔡协民，被从闽西回来的叛徒苏文波发现告了密，落入敌手。在狱中他遭受严刑拷打，威胁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五月，蔡协民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漳州英勇就义，时年三十三岁。他以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了所谓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的由来。在闽南红三团里，有位指导员叫游生民，也是从井冈山下到闽西的，红军进漳时负轻伤被留下充实到红三团。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时，厦门中心市委通知漳州中心县委，此人是“社会民主党”。于是游生民被绑了起来准备内部处理。但是蔡协民分析再三，认为他不可能是“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杀他，还把他给放了。厦门中心市委根据蔡协民也来自闽西，又放了游生民，再加上蔡协民领导漳州斗争期间所犯的错误。因此完全凭着主观臆测，认定蔡协民是游生民的同伙，是“社会民主党”。
厦门中心市委未经任何调查，就向中央写了报告，轻率地将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忠诚的共产党员，推出了党的大门之外，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