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张磊

题图丨Midjourney

2022年，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随着出生率大幅降低，学龄人数也会同比减少。

一时间，“学生少了，教师何去何从”“教师面临过剩风险”“教师职业不再是‘铁饭碗’了”……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

人口趋势对学前教育生源的冲击在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显现。2023年北京、上海、重庆等多地幼儿园出现“招生难”。从过去的“一位难求”、摇号入园，到招不满、“吃不饱”。

另一方面，一些城市义务教育阶段依然“超负荷”运行。2023年上海、广州、成都、济南等地中小学秋季学位相继出现“超额预警”，上海90所中小学学位供给亮“红灯”，广州超百所中小学学位紧张。为缓解学位短缺，北京、天津、武汉、厦门、南昌等多地都公布了新增学位计划。

城市聚集着优质的教育资源、就业机会，人口涌入还在加速，城市义务教育的“超负荷”也将持续。

因此，更实际的情况是，中小学教师“任务重、压力大”不但没有减轻，甚至可能加重。教师减负，仍然非常严峻。这也是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学校党委书记刘希娅提出《关于降低中小学生师比，提高岗位津贴标准，优化教师入口机制》建议的初衷。

其中一条建议引发高度关注：

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质量，“降低生师比”是一项根本性机制。

沿用多年的“生师比”标准

已难以支持课改新需求

作为国际通行衡量教育资源配置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生师比”值得重视。

我国现行“生师比”标准，是基于2001年颁布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国家标准，2014年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深入调研后，将县镇标准提高至城市水平，形成统一标准。（注：《教职工编制标准》中编制核定，“生师比”的“师”指全体教职工；我国教育数据统计中，“生师比”的“师”指专任教师，与OECD等国际组织一致）

具体而言，目前“生师比”标准，小学为19:1，初中为13.5:1，高中为12.5:1。

但是，这套标准于20多年前制定，已不符合当前实情，难以支持当下的教育高质量发展。

其一，新课程新课标落地，对师资有更高的需求。

以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新课程方案、新课程标准落地，无论是对学科内涵的挖掘，还是对跨学科学习的融通，以及学校学科实践的拓展，都要求教师改变过去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有更多时间全方位接触学生，跟学生深度交互。这对原有师资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二，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对师资有更大的需求。

教育进入追求优质均衡的新时代背景中，如何让教师在尽力备好课、上好课同时，能更好地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因材施教，这很关键。如果每位教师所面对的、要提供支持的学生太多，个性化学习无法有效满足，个性化成长也就难以达成。

其三，减轻教师过重负担，对师资有更急的需求。

“负担过重”是中小学教师最普遍的现状之一，连带着的影响，教师教研、学习乃至生活时间都比较缺乏。

“教育的质量好不过教师的质量”，如果对教师只使用和消费，不呵护与培养，一支积极进取、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如何建设？教育高质量发展何来保障？

当前过高的中小学“生师比”，已经影响到育人质量。

对此刘希娅建议，由国家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共同牵头，调整现行“生师比”标准，如小学从19:1调至13:1，初中从13.5:1调至8:1，高中从12.5:1调至4:1。

如此，可以更好地减轻教师身上常态的机制性工作负担，让教师有充裕时间从不同维度和学生相处，深入了解学生，促进课堂教学高质量发展。

降低“生师比”，告别“大班额”，走向“小班化”，有助于全方位改善当前教师的生存状态，改善中小学的课程教学状态，促进教育发展。

刘希娅还建议，建立“生师比”动态调整机制，每十年核算优化一次，以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人口变化对基础教育的要求。

“生师比”的国际比较

我们情况如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30年左右我国将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教育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板块，对经济和社会影响甚大。

如果将我国的“生师比”这一体现教育水平的指标，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横向比较，情况如何？

先看OECD国家中小学的“生师比”，我们将近几年数据做了梳理。可以看到，2013-2021期间，OECD小学“生师比”均值总体呈略微下降趋势，少数年份有回升，整体在14:1到15:1之间；初中“生师比”均值，一直徘徊在13:1左右。

接下来看看我国的“生师比”情况。

选择和前面OECD同样的观察年份（2013-2021年），从纵向看：

我国小学阶段的“生师比”总体呈下降趋势；初中“生师比”变化略有波动，2013到2016稍有下降，2016到2019有所上升，2019到2021再次下降；高中“生师比”从2004年后逐年持续下降。

在更大时间跨度上（如2010-2023年或2000-2023年），尽管少数年份数据小幅回升，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生师比”在整体下降是非常明显的。

这也符合世界范围内中小学教育质量发展、教师配备趋势的共同特征：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教师资源配置越来越充足。

从横向看，2013-2021年间，我国小学“生师比”同比高于OECD均值15:1，初中“生师比”在波动中整体略低于OECD均值13:1。而跟OECD中欧盟国家的均值相比，我国小学、初中的“生师比”则显著偏高。

这些年我国一直在推动中小学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截至2022年6月底，省、市、县三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已经达到国家基本标准。

但是，我们的最新数据和OECD均值、欧盟国家均值相比仍有不小差距。2023年我国小学“生师比”为16.28:1，尚未接近OECD2010年的均值15.8:1，也高于欧盟国家多年来的均值15:1。

同时，根据各省区市人口、经济等实际情况，各地教育资源配置水平存在差距，“生师比”也有不同程度差异。

总体而言，锚定教育强国目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生师比”还有很大优化空间。

学生减少，

“降低生师比”“走向小班化”是必然

学生少了，未来教育供求关系势必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学校招生困难，部分会倒闭，这两年已陆续有相关情况出现。

另一方面，学生减少，学校自然会转向“小班化”，缩小班额，降低“生师比”。

就班额而言，我国现行标准班额为小学45人、初中50人，目前还没有全面实现。《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显示，小学大班（56人以上）、超大班（66人以上）仍有1.38万个，初中大班、超大班仍有4522个。

按2022年数据测算，我国小学班均38人，初中班均46人。对比OECD成员国的小学班均21人（几乎没有班均高于28人的国家），初中班均23人（2021年数据），再考虑到区域、城乡、校际间的差异，我国中小学班额仍有较可观的优化空间。

一旦中小学走向“小班化”教学，老师也就有条件从主要关注班级管理，转向更关注学生个体，教育教学质量进而得以提升。实际上，这也是很多教育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不能简单认为班额小就等于“小班化”。

单从班级学生数看，许多农村学校，或人口流出地区的乡镇学校甚至城市学校，已经实现“低生师比”“小班化”了。但并不意味着，学生们获得了更好更优的教学质量。有的学校规模过小，缺乏教育资源，连社团活动、体育比赛等都无法正常开展，谈何教育教学质量？

教育工作者、家长、社会真正期待的“低生师比”“小班化”，所指向的是更科学、人性化、个性化的教学方式，是老师更能关注到每个学生的特质，培养其多方面素养，陪伴其生命健康成长。

另外，近些年大家头疼的校外培训火热问题，直接原因正是学校“生师比”过高、班额过大所致。因此，降低“生师比”、走向“小班化”，很可能也是一举两得解决校外培训困境、缓解教育焦虑的好棋。

实现合理的“生师比”“小班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对教育的投入保障水平。目前，学生规模减小已成事实，根据各级各类教育规划文件的表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并不会减少。这意味着生均经费在未来十年有望进一步提高。从这一角度看，恰恰为提高学校办学标准，推进个性化教学，提供了经费和师资支撑。

因此，各地应当直面学龄人口负增长，以此为重要契机，做好科学的教育发展规划，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

热议的“教师过剩”，怎么看？

人口新形势肯定会对教师需求带来直接影响。不过，对于这两年引起热议的“人口减少，教师将大量过剩”说法，需要进行一些补充说明。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适应中国人口结构发展趋势研究”课题组，根据“七普”数据预测了2021-2035年义务教育学生规模，测算了城、镇、乡的中小学教师需求数量。

在考虑学生变动和教师自然减员两方面影响下：

2021—2035年，小学教师需求呈“短缺—过剩—短缺”特征；初中、高中教师需求呈“短缺—过剩”特征。

具体来说：

小学教师，在“十四五”（2021-2025年）会出现缺口，需补充约55万城镇教师；“十五五”（2026-2030年）会出现富余，数量超过100万；“十六五”（2031-2035年）期间再次出现缺口，约51万。

初中、高中教师，在“十四五”（2021-2025年）和“十五五”（2026-2030年）存在明显缺口，“十六五”（2031-2035年）会过剩，初中约73万，普通高中约18万。

需要注意的是，课题组测算所采用的城、镇、乡“生师比”为2021年数据（假设后续“生师比”不变），小学依次为17.92:1，16.87:1，13.24:1，初中依次为12.95:1，12.73:1，11.40:1。如果未来中小学“生师比”标准发生变化，比如前文建议的小学13:1，初中8:1，高中4:1，教师需求数量又会发生较大变化。

而且，面对人口变化带来的影响，我国教师未来转岗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大，这并不意味着教师绝对数量下降或总体过剩。

不过，类似的测算也提醒了各级政府，要注意到人口变化给师资建设带来的复杂挑战——既要保障充足师资，保证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又要避免盲目扩大教师队伍造成的师资冗余。

师资高质量发展

要因地制宜“降低生师比”

长远来看，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对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那么师资上应该如何提前布局应对？

首先必须重视的，是化解当前教师培养的结构性问题。

从总量上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队伍目前仍然存在较大缺口。总量之外，还存在师资的结构性缺编问题，音、体、美、科学、心理健康等综合素养类师资严重不足。

要解决这一问题：

一方面，要调整高等师范专业设置，扩大音、体、美、科学、劳、学前和特教等专业规模。

另一方面，区域和学校可以在教师培养和使用中及时调整。

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改进办学模式、推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等，缓解短期内的师资短缺问题。比如建设九年一贯制、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或完全中学等，打通教师资源学段壁垒。

培养全科教师，也是缓解师资结构性矛盾的有效途径。可以在教师培养上更注重多学科能力培育，鼓励学校内部教师间的跨学科合作教学，推动教师向全学科教师的转变。

此外，引进教育技术和多样化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减轻教师已有工作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缓解师资结构性矛盾。乡村学校的师资短缺问题，同样需要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师资队伍建设一直是教育发展的一项基础工作，配齐配强教师队伍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降低生师比”方面，不少区域因地制宜做了积极探索。

一是放宽现行标准。

北京、上海多年前就把“降低生师比”“推行小班教学”纳入教育规划纲要。上海将小学、初中、高中“生师比”，分别降低到14.5:1，11.9:1，10:1。

江苏在《江苏教育现代化2035》中明确了教育发展愿景的主要指标。中小学“生师比”将由2022年的15:1，降到2035年的13:1（其中，小学“生师比”将由2022年的17.5:1，降到2035年的15:1）。

四川成都探索建立“小学15:1，初中10.5:1，高中9.5:1”的“生师比”新标准。

二是满足不同样态学校发展需求。

比如，针对小规模学校编制需求，山东按班师比配备教职工，小学每年级（教学班）配备2.4名，初中每年级（教学班）配备3.7名。

湖南明确编制配备向农村适当倾斜，对在校生200人以下的村小和教学点，统一按照班师比1:1.7单独核定基本编制。

云南按班师比不低于1:2的比例核定教职工编制。

多地的探索实践，为全国范围内的“生师比”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参考。“降低生师比”，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当然，“降低生师比”是一项影响巨大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学校、教师和社会各界达成共识，共同努力。

同样，也可以以此为契机，未雨绸缪，及时调整优化，培养出一批批教育情怀深厚、专业素养卓越、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教师，应对新的时代背景对教师队伍建设和每一位教师自身发展的要求与挑战。

责编丨张磊

美编丨张天禹

执行主编丨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