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黄克诚从红3军团3师政委调到1师担任政委。他刚刚走马上任没多久，总部就下令攻打赣州。

在战前的政治动员会议上，黄克诚政委严肃地向全师干部提出要求：一定要遵守城市政策，保护商业，保护贸易，不许逮捕老板，不许没收商店……

然而，正式的战役还没打响，红1师就有人违反政策了，有人不顾黄克诚前几天的话，带着部队没收了一家商店，下面汇报说，是1团4连干的。而这个连的政委，正是我们后来熟悉的张震将军（55年中将，88年上将）。

黄克诚听后怒不可遏，直奔红4连驻地。当时张震正好在驻地，他看到政委来了，急忙迎上去报告。黄克诚不等张震开口，就对着他喊道：张震，是哪个叫你没收商店的？我动员大会上怎么说的？我要杀你的头！杀你的头！

张震被这突如其来的批评搞得一头雾水，委屈之余他的暴脾气也上来了，对着黄克诚就大喊：“我没有没收商店，你杀不了我的头！”说完也不招待黄克诚了，扭头就走了。

黄克诚对着张震的背影生气地说道：“等查清楚了，我再来找你张震算账！”说完也气冲冲地离开了。

经过一番调查，黄克诚后来搞清楚了，这是3团的一个连的干的，并不是张震的那个连。

张震后来回忆说：“当时红军的上下级关系就是这样，有话当面说，说轻说重都没有关系，过去也就完了。我和黄克诚同志并没有因为这次争吵而变得疏远，相反彼此感觉更加亲密了。”

这次赣州战役最后以失利告终，在部队休整期间，红三军团进行了一次整编，张震所在的那个连被撤销，黄克诚也被调到了红5军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整个战役一直持续到1934年10月。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后期，张震右臂中弹，之后又感染了疟疾，团部把他送到了后方医院疗养。

张震在医院期间，有一天黄克诚来看望伤员，见到张震后，他明确要求张震跟着他会前方去。当时张震的伤口还在化脓，他担心拖累部队，有些犹豫。但黄克诚还是坚决地要求他：“你能走，到了前方也能养伤。”

黄克诚晚年回忆：他之所以要求张震、甘渭汉、钟伟这些伤员回前线，是因为他当时在《红色中华》上看到一篇张闻天署名的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再加上当时博古也来红三军团做过一次报告，说部队要转移阵地。

从张闻天和博古隐秘的话中，黄克诚敏锐地意识到，临时中央可能正在打算放弃中央苏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转移。黄克诚于是立刻赶到红三军团医院里，去动员伤病员立即出狱，准备跟着部队转移。但黄克诚并没有把他的猜想告诉大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也只是黄克诚的猜测。如果黄克诚真的大张旗鼓动员大家离开，岂不成了“动摇军心”的杨修？

张震晚年回忆：当时许多重伤员都羡慕他们能回部队，但大家谁都没有想到到红军即将进行大转移。离开的时候，医院的副院长方圆等同志一直把伤员们送到村口，还嘱咐他们说：等你们反攻胜利了，别忘了送些战利品回来，后方实在太困难了……

不久后红军主力长征，没来得及转移的后方医院被敌人打掉，医院的同志和伤病员大都牺牲。据黄克诚回忆，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大约有一万余人。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震一直都以为黄克诚是因为知道了部队要走，才专门到医院去接他们离开的。后来他也是看黄克诚的回忆录，才知道当时黄克诚也不知道临时中央的决策，而是从博古、张闻天的讲话和文章中推断出来的，因此对黄克诚更加敬佩。

张震感慨说：“当时如果不是黄克诚同志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上长征路，我哪里会有今天？”

张震对黄克诚这位德高望重的红三军团首长可谓充满了敬佩和感激。在他晚年的回忆录里，还记载80年代他和黄克诚之间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1980年1月，张震从总后勤部长调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当时在总参主持工作的是杨勇副总长，为了欢迎张震的到来，欢送李达、张才千，他在京西宾馆请这几位同志吃饭。这顿饭共花了400元，开的是总参谋部的发票。几天后，这件事就被举报到了中纪委，而黄克诚正是当时中纪委的常务书记。

黄克诚看到举报信后指示：谁出的主意谁拿钱，发现一个查一个，不仅要查，还要处理。

张震说：“对于黄老的批评，我们心悦诚服，还自己饭费平摊。杨勇同志坚决不同意，从自己工资里拿了400元钱，并向黄老做了检讨。”

面对这些和他有过生死之交的战友，黄克诚坚持原则，刚正不阿，令人畏惧之余更生敬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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