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初恋并不是邓颖超，而是张若名。

在五四运动中，张若名是天津觉悟社的创始人之一，觉悟社的成员之一就是邓颖超，彼时邓颖超15岁，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个。

在“五四”运动中，邓颖超等人认识到，想要联系群众光是靠演讲是不够的，还需要演戏，于是，邓颖超他们登上了舞台，他在《安重根》里面扮演朝鲜爱国英雄安重根，还在《新闻记者》里面扮演男记者，只是，怎么演，让谁来做导演，坐舞台监督？

就在这时，邓颖超他们想到了一个人——周恩来，毕竟他擅长演戏，周恩来欣然同意担任舞台监督，还在排练的第一天，听邓颖超练台词。

在结束后，周总理给邓颖超指出她还要在台词上下功夫，要念到每个字，能够清楚地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面。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周总理还告诉他们该如何吐词运气，如何掌握台词节奏等，演员们跟着念了几遍，果然进步很大。

在“觉悟社”里，周恩来是学生会机关报负责人，邓颖超则搞学生运动，两人经常会见面，不过，感情没有逾矩半分。

“觉悟社”的会员们都很有血性，为了斗争，他们用更加严格的态度来克制自己的感情。青年学生们约定好：不谈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去。

张若名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她曾经撰写发表的《“急先锋”的女子》，乃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章之一。后来，她又作为爱国学生请愿代表，和周恩来等人在天津逮捕了，即便是在狱中他们也没有逆来顺受，而是和难友们开展了绝食等斗争，一直到半年后他们全体获释。

1920年，张若名和周恩来等人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这里，张若名作为北京《晨报》驻法国特约通信员，寄回报道的稿件将近20篇。3月至7月，《晨报》先后刊登了张若名《留法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等12篇文章。

1922年上半年，张若名更是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革命事业红火的同时，张若名也迎来了自己的爱情，她和周恩来相爱了，只是，两人的这段感情并没有走到最后。

1924年，任卓宣接替周恩来担任邵工书记，张若名和郭隆真等人常常会和他发生分歧，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张若名决定退出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她和周恩来之间的感情也走到了末路，因为周恩来想要的是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张若名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她下定决心要苦读，经过一番努力，她考入里昂大学，在塞贡教授的指导之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最初的女博士之一，得知张若名的这一成就后，很多学生都叹为观止。

虽然两人最后没能最后，但是，周恩来和张若名两人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周恩来选择的对象是自己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对方就是让他印象极深的小姑娘邓颖超，虽然邓颖超没能去法国，但周恩来想到一个办法鸿雁传书，在通信中两人对彼此了解更深，感情也愈发的深刻，周恩来也在不断地来信中确定了自己对邓颖超的情感。周恩来大部分的信件和明信片都是寄给邓颖超的，而且称呼她为“小超。”

让周恩来尤其敬佩的是，在五四运动中思想进步的女学生李，有的革命意志消沉，有的仍旧处于旧礼教和旧观念中，有的则在男欢女爱中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唯有年龄最小的邓颖超，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周恩来的书信往来越来越多，一直催着邓颖超表态，邓颖超觉得恋爱结婚是人生大事，在决定恋爱关系之前，须得征求母亲的意见。

对此，杨振德表示，周恩来是一个非常重感情，而且感情很专一的人，不过，婚姻大事还是慎重一点，等到周恩来回国之后再决定吧，现在先不要答复他。

但是，邓颖超认为，一生中能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并不容易，既然她和周恩来志趣相投，就要尽快答复他，不能让他继续为此伤神。

两人确定恋爱关系后，不再只缠绵于个人情感之中，更多的是对革命的思考，两人在来信中谈思想，谈国家命运和革命工作，两人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伴侣，最后两人一步步恋爱、结婚，白头偕老。

张若名这边也得到了幸福，1930年她和同为博士的杨堃结婚，之后两人回国效力，在北平执教，后来他们又应云南大学校长的聘请，去了昆明。

1955年，周总理去参加万隆会议，还在昆明接见了张若名夫妇，席间，周总理还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

回去后，周总理将两人见面的消息告诉了邓颖超，邓颖超还怪他没和他们合个影，毕竟都是老朋友了，她也想看看他们什么样儿了。

可惜，最后张若名还是不得善终，在经受了一系列批斗后，她选择投壶自尽，改革开放后，其子杨再道从劳教改出来，请求邓颖超帮助他的母亲平反。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以平反，也恢复了名誉，只是，她已经离世2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