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元帅女儿贺捷生晚年曾对女儿贺来毅说过这样一句话：

“为了五星红旗能飘扬在中华大地上从北伐革命到全国胜利光是贺氏家人为国捐躯的就有数百人之多，如果加上远近亲戚、宗室族人就多达数千人一个家族在前辈率领下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牺牲了这么多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堪称奇迹。”

贺捷生口中所说的只是一个粗略的大概的数字，讲的是贺老总家族为革命事业捐躯的人，其中还包括一部分远近亲戚。

根据一个更为详细的记载，贺老总的家族被反动派杀害的共计有109人，特别是从红二方面军长征以后，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

1938年，蒋介石接见时任八路军120师师长的贺龙，双方见面一度非常尴尬。

一开始蒋介石问了一句：

“民国16年（即1927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跑去参加了共产党。”

面对质询，贺龙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

“政见不同而已。”

也许是为了缓和气氛，也许是为了拉拢，蒋介石态度缓和下来，关切的问了一句：

“云卿（贺龙字云卿，原名贺文常），你家里可好？”

哪知这一句话，却戳到了贺老总的痛处，贺老总愤愤地回答道：

“房子不知被烧了多少遍，人嘛，都被你们杀光了，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了。”

双方的气氛一度十分尴尬，蒋介石也只好草草结束见面，等到贺龙走后，他长舒了一口气，摊在椅子上：

“这人很可怕，以后我不要见他了。”

开国中将廖汉生1993年8月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中有单独的一章，标题是“贺家姊妹”，

廖汉生不仅仅是贺老总的部下，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将军，他同贺老总还有亲戚关系。

廖汉生的父亲廖兰湘读过书，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参加过革命党，但一开始立志要从事乡村教育，可后来阴差阳错之下，接受了贺龙的邀请，到了桑植独立营任职，得意于此，廖汉生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革命。

有一次，廖兰湘同贺龙请假，说要给家里的孩子说一门亲事，贺龙一开始还以为是廖汉生，后来才知道说的是廖汉生的弟弟。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贺老总就顺势提出：

“我也给你做个媒吧。”

就这么的，贺龙把他二姐和贺戊姐的女儿肖艮艮说给了廖汉生，等到年纪稍长，两人正式成婚，婚后育有一双儿女。其中儿子不幸夭折，只有大女儿廖春莲艰难活了下来，后来听从父亲的教育留在老家过活。

廖汉生与肖艮艮在战乱中失散，1942年夏小舅子肖庆云带去噩耗，说肖艮艮已经死于国民党清乡团手中，于是后来经人介绍，与白林成婚，后来廖汉生才知道，肖艮艮其实还活着。

只是很遗憾，他们之间的夫妻情缘已经很难再续。

1916年农历二月，贺老总邀集乡邻好友，手持菜刀，砸了桑植芭茅盐税局，并拉起了一支队伍，当时参加贺老总队伍的，绝大部分是贺家族人。

廖汉生记得很清楚，他在桑植县高小学习期间，逢年过节还要到贺民英、贺戊姐家里去。

当时两家已经结为亲家，关系很亲近，加上廖兰湘当时已经病逝于军中，对廖兰湘的遗孀和他的儿子，贺民英、贺戊姐总是很关心他们的生活。

大革命时期，贺老总率军参加北伐，打出了赫赫名声。

1924年秋，贺老总的部队打到了湖南，不久后驻防澧州，1925年过年，贺民英还专门把廖汉生和贺戊姐的大儿子肖裴然、谷吉庭（贺民英的丈夫）的侄儿谷化章接到澧州去过年。

过完了节，贺龙还派人专门把他们三个孩子送到常德去读书，并给了每个孩子100块作为学费和食宿费。

不过在当时，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湘，虽然廖汉生在常德只学了一年半，但却第一次听说了“共产党”三个字，对大革命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从常德被迫离开后，廖汉生回到老家继续学业，当时桑植的农民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廖汉生也参加了桑植的农民协会，但在地方反动武装势力的干扰下，桑植的农民运动也不得不宣告失败，廖汉生也投奔了贺民英、贺戊姐领导的农民武装。

贺民英是贺龙的大姐，其实早在贺老总“两把菜刀砍盐局”前边已经起家，贺民英的丈夫谷吉庭是白族人，少时便任侠好义，精通武技，1904年经人介绍在川东参加了“哥老会”，回家后开了香堂，远近闻名，1906年与表妹（贺龙的大姐贺民英）结婚。

贺民英、谷吉庭夫妇在地方广泛结交四方豪杰，后来成功在桑植地方拉起了一支武装。贺老总后来“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家，也都是源于姐姐、姐夫的支持。

贺氏族人在湘西领导农民武装，声势浩大，也引起了各方势力的注意，贺老总的父亲以及，弟弟贺文棠，均于1920年牺牲在桑植，1922年，陈渠珍趁贺龙入川之际，派了一个连进驻洪家关，以赴宴为名，诱杀了谷吉庭，谷吉庭遇害时，年仅40岁。

谷吉庭遇害以后，妻子贺民英就接过了丈夫手中的枪。在贺民英的队伍中，贺家的族人和亲属大多都在其中。包括贺戊姐、贺满姑、贺戎姑等姐姐妹妹。在大革命的时代，他们也在家乡掀起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极大的动摇了军阀以及地方反动派的统治。

贺老总在大革命时期，逐渐的从信仰三民主义转为共产主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历史的洪流中，贺老总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领导了南昌起义。

一时之间，谣言在桑植县传开，但无一例外，都是说贺龙死了。以前忌惮贺老总的地方反动势力纷纷抬头，贺民英领导的农民武装也处境艰难起来，整个1927年冬天，一家人在贺民英的带领下，抵抗恶势力的侵袭。

一直到1928年春，贺老总才托人传话回来，准备回老家来。

贺老总在老家桑植的影响力很大，他回来的那天，不仅仅是贺民英、贺戊姐等家里的兄弟姐妹，十里八乡乡亲们以及一些以前跟随贺老总北伐的老部下都来到了洪家关，就连当地的县长也乘坐着轿子专门来拜访。

等送走客人以后，当着家人的面，贺老总庄重的宣布：

“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是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回来就是组织工农革命军，跟蒋介石这帮坏蛋干到底的。”

廖汉生也是后来才知道，南昌起义失败以后，贺老总辗转到了上海，党中央那时有意要派他到苏联去学习，是贺老总提出要求，回老家重新搞武装。

1928年春，贺老总带着周逸群，卢东升经武汉坐船沿长江而上，在洪湖地区的监利、石首会合了堂弟贺锦斋领导的农民武装，发起了年关暴动。

贺锦斋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参军入伍，在贺老总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中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至升任第九军一师师长，后来随军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8年3月下旬，贺老总回到桑植以后，在老家振臂一呼，得到了贺民英、贺锦斋、王炳南、钟慎吾、李云清等部群起响应，汇集起来3000人马。贺老总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贺龙、周逸群指挥部队，打下了桑植县城，并成立中共桑植县委，李良耀任书记，队伍改编为两个团。

贺民英带着农民武装参加贺老总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以后，就彻底把队伍交出去，一方面是因为贺龙是她弟弟，另外一方面贺老总有思想有能力，她曾对贺老总说：

“带队伍你比我强，但你现在没有队伍，我有队伍，但带队伍不如你，我把人枪都交给你。”

1928年7月，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成立，贺老总任书记，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老总任军长，部队下辖第一师以及一个支队、一个大队，黄鳌以湖南省军委书记的身份任第四军参谋长，贺锦斋任第一师师长，当时第一师下辖七八百人，是第四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不过，贺老总拉起来的队伍虽然人多，但毕竟才刚刚建成，不久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贺老总的队伍几起几落，牺牲很大。

1928年8月初，贺老总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转战石门时，在后方的贺民英、贺满姑游击队驻地遭到地方反动武装袭击，部分红军家属遭到杀害，转战途中贺满姑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不久后与三个年幼的孩子被俘。

贺英得知消息后，通过关系将贺满姑三个孩子从狱中救出，但敌人绝不可能放过贺满姑，在狱中贺满姑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

1928年9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黄鳌（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牺牲。

1928年9月9日，为掩护贺老总以及第四军领导干部突出重围，贺锦斋率领警卫营手枪连向敌人断后，混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928年9月19日，在桑植城外，丧心病狂的敌人将贺满姑五花大绑，刽子手一刀一刀将她身上的肉割下来，贺满姑自始至终高喊“打到土豪劣绅”的口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敌人砍下了她的头，挂在城门示众。

桑植百姓感其牺牲壮烈，悄悄将她血肉模糊的遗体偷出来，并将她的头同身躯缝起来下葬。

贺老总率领的队伍几次作战失利，不得不离开桑植，临走时他又把姐姐贺民英交给部队的人和枪都退了回去：

“你原来带着这一坨坨，什么姐姐、妹妹、外甥呀，过去都是你管的，还是归你吧。”

贺老总那时已经想到了在部队主力转移以后，就让姐姐在老家继续领导游击队斗争。

尽管面临着危险，但贺民英还是勇敢的承担了这项重任。

贺氏族人对于贺老总、贺民英等姐弟的选择，一开始并不认同，贺老总的族叔、贺锦斋的父亲贺兴楼思想就有些保守，他曾指责贺老总：

“现在是国民党一统天下，势力强大，你为什么要当红脑壳呢？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当共产党、红脑壳能落下啥，脱下将军服穿起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呢？”

可面对亲属的劝说，贺老总铁了心要跟着革命走，并得到了贺民英、贺戊姐在内的一大家人支持。

当地反动派对以贺龙为首的贺氏一族深恶痛绝，在贺老总率领部队离开桑植以后，地方反动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贺民英、贺戊姐率领的游击队处境更加艰难了。

时隔多年以后，廖汉生谈及在桑植参加游击队时的情形，还深情的说：

“贺民英游击队，是一支没有红军番号却实实在在从事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队伍，是一支没有共产党员却又的的确确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武装。”

1930年春，贺老总率领红四军东下洪湖后，贺英仍然领导游击队活跃在湘鄂边地区，因为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影响，湘鄂边根据地的形势一度很紧张。

最艰难的时候，贺英就只能带着游击队到山上去躲避。

湘西深山老林里的环境很恶劣，不仅仅缺衣少食，更重要的是，山上还活跃这不少狼虫虎豹，不时地窜出伤人。

就连围剿游击队的白军也不肯轻易进入深山之中，只肯在外围张网逮捕，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

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贺民英领导游击队艰难度日，想方设法的下山从老百姓手中搞吃得，实在搞不到就摘野果、采野菜过活。

廖汉生直至晚年也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就这样，我们食野果，饮山泉，宿岩洞，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从黑夜熬到白昼，从夏天熬到冬天，苦苦的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动摇，没有一个人屈服、不管再苦再难，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坚持到红军重返湘鄂边。”

1933年初，敌人围剿的松懈以后，贺英派人下山打听消息，才知道贺老总带着红三军回来了。

打下了鹤峰以后，贺老总又要率军去打桑植，留下了贺英率领的游击队在鹤峰继续活动。

也就是在临走时，贺民英提出要求：

“我跟着共产党也这么多年了，我要加入共产党。”

其实贺民英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是很合情合理的，毕竟论意志坚定，也没有谁会怀疑她，可关向应还是拒绝了她的请求：

“大姐，你有你的关系，你有你的影响，留在外面，活动起来更方便。”

很遗憾，因为反动派的力量过于强大，红三军在桑植没有站稳脚跟。

在常年的游击作战生涯中，贺民英越来越意识到，只有紧紧地依靠、团结在党组织身边，革命才会取得胜利，因此又向红三军第七师政委，负责湘鄂边游击队工作的陈培萌第二次提出入党的请求，这一次陈培萌仍然没同意：

“大姐，你够条件，可根据你过去的情况，还是暂时留在党外好。”

遗憾就这样造成了。

主力部队离开以后，贺民英仍然率领游击队坚持在湘鄂边。

1933年夏初，因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干部坚持“左”倾错误，湘鄂边局势恶化，贺民英几次向上级请求，派主力部队来桑植、鹤峰一带领导，可惜都不被允准。

5月6日，因赤卫队队员要回家里插秧，因此贺民英率领着赤卫队几名队员住在湖北鹤峰太平洞长湾休整

没想到的是，因叛徒出卖，贺民英所在的驻地当天晚上被被敌人包围了上来。

激战中，廖汉生背着女儿廖春莲突围出来，等他召集赤卫队赶到村子里的时候，却已经是来不及了。

贺民英在激战中接连打死了几个敌人，不幸被流弹击中右腿负伤，当时她七岁的儿子向轩就要拉着母亲走，可惜力气太小拉不动，贺民英把手里的枪递给儿子：

“快走，去找大舅、报仇！”

从后面赶上来的徐焕然想背着贺民英一起走，结果也被流弹击中。

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贺民英腹部，贺民英就此壮烈牺牲，享年47岁。

贺戊姐与女儿肖艮艮以及2岁的儿子从屋子里跑出来，因贺戊姐患有哮喘病跑不快，被后面追上的敌人抓住，后来赤卫队的队员打回来时，敌人仓皇退走，因贺戊姐走不快，敌人将她枪杀在水田之中，肖艮艮母子则是被敌人活捉。

好在廖汉生的母亲将肖艮艮母子又赎了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廖汉生回到村子里后，满怀着悲痛，将贺民英、贺戊姐安葬。

因为牺牲的早加上许多人对贺民英姊妹的事迹不熟悉，以至于在后来岁月里，有关她们的事儿也有了各式各样的说法，特别是贺民英，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她曾被人视为是“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女匪首”。

廖汉生跟随贺民英最久，也是最了解他们的人，虽然贺民英一生都未入党，但这并不是她的个人原因，是因为组织上认为，贺民英在党外工作更方便。

廖汉生还记得，贺老总的姊妹中，贺戎姑的丈夫刘玉阶在红军当营长，后来牺牲在战场，贺戎姑也于1934年病故。

尽管后来过去了许多年，廖汉生始终对她们难以忘怀。

“在湘鄂边反围剿的艰苦岁月里，我目睹了贺家姊妹对党的无私奉献，对革命坚贞不渝，对敌人绝不屈服。”

“斯人虽已去，风范永留存。我永远怀念他们！”

贺家姊妹是贺龙闹革命的坚强后盾，她们为革命做了许多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