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张发奎来说，他在1932年~1935年游历欧美的时候发生的三件事让其一辈子都刻骨铭心。

1932年10月，张发奎在两次请缨率部北上救援马占山部、一次请缨救援第十九路军均无果后，黯然离开祖国到欧美游历。

名为考察军事，其实就是心灰意冷下的一种自我放逐。

可在美国，张发奎遇到了一名叫雅仑的医生，这名医生用一个传家之宝的酒杯盛满白兰地对张发奎说：

“在我有生之年，如你能打败日本，情愿把这杯子送给你。”

张发奎毫不犹豫一饮而尽（抗战胜利后，雅仑找到张发奎的弟弟张勇斌果然把酒杯交其带回）。

在德国，一名历史老师问他：

“中国有4亿5千万人，而日本仅有7千万人，为什么日本部队仅派了128名骑兵就可以占领你们的热河省省会承德？”

对此，张发奎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张发奎站在一个酒馆的外面看橱窗里摆设的那些奇形怪状的酒瓶。酒馆的主人看到后走出来询问。

这位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的老人却对张发奎说：

“这里的酒很多，但却不卖给中国人。”

张发奎问为什么？

这个德国老人回答道：

“如果你是中国人，请你回去与日本人战斗，把他们赶走后，这里的酒你随便喝。”

张发奎本身就具有坚定的抗战意志，通过在欧美的游历，让他知道了，在这世界上还是有着支持中国抗战的民众存在的，中国并不是孤立的，由此更加坚定了他坚持抗战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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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张发奎担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右翼部队指挥官，驻守浦东。

在此期间，张发奎对蒋氏把原本用于驻守在吴福、澄锡两条国防线上的部队向淞沪战场增援的计划表示反对，因为把大量的部队集中在淞沪战场这个狭小的的地域，又没有优势海空军的配合作战，损失将会是巨大的。可却被否决。

客观地说，在淞沪地区与日军展开大战，进而把日军“由北向南”的战略改变为“由东向西”是一个高明的决策。因为这样既可以把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拖在南方河网地带，又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把抗战大本营迁移到重庆，在战略上是高明的。

可是，在具体执行时却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一来，蒋氏幻想着通过中国部队在淞沪战场的顽强抵抗博得“国联”的同情出面调停，以至于一再贻误战机；二来，把原本用于防御吴福、澄锡这两条国防线的部队抽调到淞沪战场，就没有了任何的纵深防御，一旦战败，将无法收场。

蒋氏固然有其理由，在他看来，只要部队撤到吴福、澄锡国防线，还不是照样可以抵御日军吗？可他错了。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部队都是败兵，能与本就防守在吴福、澄锡国防线上，以逸待劳的部队相比吗？

1938年，张发奎任第2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编入第9战区的作战序列，参加武汉会战。

1938年7月23日，日军波田支队在漫天的大雨中向九江发起了进攻。

九江古称浔阳，三面环水。东面是鄱阳湖、北面是长江、西面是赤湖和城门湖、南面是直通赣中的南浔铁路以及德星路、东南方向是庐山。

张发奎部的任务是沿着长江和鄱阳湖一线防守，具体兵力是李玉堂的第8军（当时还没改番号为第十军）、王敬久的第25军和粤军李汉魂的第64军。

除此之外，还有在九江后方马回岭一带做总预备队的吴奇伟第9集团军，下辖第4军和张德能的第59师以及炮兵第十团。

第9战区的作战计划是，第64军守备长江沿线，李玉堂的第8军守备鄱阳湖沿线，陈明仁的预备第2师为预备队。王敬久的第25军守备德星路。在往南，就是薛岳部下辖的俞济时第74军的防区了。

按照这个部署来看，张发奎部的防线基本上是沿江、沿湖一线配置，根本就没有纵深阵地。

当时，白崇禧认为这个部署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张发奎和薛岳也是这么认为的。

按理来说，张发奎是深知淞沪战场中国部队吃亏的原因的，可怎么轮到他自己排兵布阵也会犯下这种错误呢？

其实，并不是张发奎想这么做，而是确实没有办法。

确实，张发奎负责防区的一线兵力配置存在着致命的失误，因为此时正值夏天，长江和鄱阳湖的水位很高，日海军的舰船可以溯江而上，来到秋冬之际因水位降低而无法靠近的江面，用舰炮压制江岸边中国部队的火力。

即便中国部队把全部炮兵都压在防守一线阵地，仍然不足以压制日军的火力。一旦日军突破一点，整个防线就会崩溃。

张发奎既然知道这一点，那为何还不布置纵深兵力呢？

说起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如果按照纵深配置兵力，那是需要有前提条件的，即一定要有充足的炮兵部队。只有炮兵充足，纵深配置才能发挥出作用。反之，反而分散了兵力，让日军各个击破，不仅起不到作用，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可张发奎手中有多少炮兵呢？仅有一个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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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并没有等着挨打，他虽然没有沿着长江和鄱阳湖一线设置纵深阵地，却在一线和马回岭之间的黄老门设置了二线阵地，并把仅有的一个炮团部署在了这里。

张发奎的想法是，一旦长江、鄱阳湖的滩头阵地被突破，部队就撤往黄老门，依托预设阵地，在炮兵团的配合下继续抗击。

从战术角度来看，张发奎的部署是很到位的。可他却犯了一个错误，他并没有把这个部署汇报给第9战区。

1938年7月23日，日军波田支队利用大雨的掩护从鄱阳湖姑塘一线上岸。守卫在这一线的是李玉堂部的预备11师。

和预先设想一样，张发奎部虽然在波田支队的攻击下予敌以一定的打击，但随着天亮，日军的飞机、舰炮火力就覆盖了这一地区。预备11师的阵地被突破。

而且，更让张发奎头疼的是，后方与一线之间的公路破坏的也确实太早了些。虽然可以迟滞日军的进攻，但在日军还未来到的时候，同样也可以迟滞中国部队援兵的速度。

虽然各部都遵照张发奎的命令向一线集结，可在波田支队向鄱阳湖一线发起进攻的时候，各部仍然在路上，还未赶到一线。

鉴于此，张发奎只得下令部队撤出一线到黄老们地区集结。

当时，欧震的第4军本可以拉到一线阻击日军，可张发奎没让他们来。张发奎认为，即使第4军赶到了九江，也只能是迟滞日军几天而已，改变不了整个战局。

可正是这一条命令，让张发奎在日后被蒋氏诟病为保存粤军实力，故意不让第4军到一线作战，成为了他的罪名之一。

陈诚得知张发奎率部撤离一线后，马上命令张发奎在黄老门以北的张家山、狮子山一线阻击日军，为在德安、瑞昌的薛岳部的集结争取时间。

可张发奎却战场抗命，坚持要部队撤到黄老门地区。

此时，张发奎没有汇报之前在黄老门布置二线阵地的弊端暴露出来了。蒋氏和陈诚根本就不知道张发奎为何一定要撤退，而张发奎又没有及时作出解释，误会由此产生。

得知张发奎战场抗命，蒋氏发了火，他立即打电话找张发奎，可又找不到。

为此，蒋氏只能把电话打给了薛岳，让薛岳通知张发奎，部队不能再撤退，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要服从第9战区的统一安排。

可张发奎仍然率部撤退。

这下子，蒋氏发怒了，他越过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直接把张发奎叫到武汉，部队交由薛岳统一指挥。

1938年8月1日，张发奎在南昌见到了薛岳，二人一合计，都认为此次恐怕要坏事。

张发奎也认为，自己这件事情做得确实不咋样。

其一、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这毕竟是一个方面大将的权力，不能事事都听从上级的安排，因为战场形式瞬息万变，动辄请示会贻误战机的。

可是，像他在黄老门设置二线阵地的事情就应该及时报告给陈诚。如果陈诚得知了这个消息，定会做出相应的安排。

其二、不让第4军赶赴九江，张发奎的初衷是好的，因为按照当时的局面，即使第4军赶到了九江，也只能是再坚持几天而已，根本改变不了战局。

可张发奎应该把自己的想法与陈诚交流和沟通。像他这样，在不把自己的想法与上级沟通，就独断专行的不让第4军赶赴九江，就是非常明显的战场抗命。

根据以上种种行为，张发奎知道，此次去武汉，就是去上军事法庭的。

可在张发奎路过长沙的时候却遇到了何应钦。何应钦对张发奎说：

“向华，你很幸运，倘无陈诚，你可能被扣押。”

原来，蒋氏气愤张发奎的并不仅是他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把二线阵地设置在了黄老门，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方面大将的权力，所欠缺的是没有汇报而已，罪责还不大。

罪责大的就是没有让第4军赶赴九江。蒋氏一生尤为痛恨的就是部队保存实力，而张发奎的举措恰恰就犯了蒋氏的忌讳。

对于这一点，陈诚是心知肚明的，他主动承揽责任，说张发奎是奉了自己的命令才没有让第4军赶赴九江的。

蒋氏见陈诚这么说，明知道陈诚是在为张发奎打掩护，但看在陈诚的面子上，也只能暂时咽下这口气了。

既然有陈诚给自己担责了，张发奎自然也就免于处置了，可蒋氏对张发奎也存了戒心。他虽然没有罢免张发奎的职务，但却把部队做了调整，原属于粤军的第64军和第9集团军吴奇伟部都拨给了薛岳，而把汤恩伯部交给张发奎来指挥。

这其中的意思很明显，汤恩伯部是蒋氏的嫡系部队，没有自己的命令谁也调动不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张发奎已经被汤恩伯架空了。

张发奎因为战场抗命被架空，可在武汉会战中的另一员大将薛岳也曾战场抗命，而且抗命的次数和程度都要超过张发奎。

可在武汉会战后，张发奎被闲置了一段时间，而薛岳却被蒋氏提升为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成为了深受蒋氏重用的方面大将。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这其中，还真的有些门道在里面。

原因是，张发奎无论是不经请示和汇报就在黄老门擅自设置二线阵地也好，还是没有派第4军赶赴九江也罢，都是在暗中违抗军令。而薛岳则不同，他几次违抗军令都是明着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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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一次抗命。

1938年9月，第74军在金官桥之战中伤亡惨重，军长俞济时仗着自己是蒋氏的外甥，又是昔日的卫士长给蒋氏发报，要求将74军调离战场进行整补。

蒋氏得知74军被打得这么惨，就给薛岳打招呼，要调74军到长沙整补。

薛岳回复：

“调不下来。”

可蒋氏不答应，再次给薛岳发报：

“74军损失很大，应予调下整补。”

这下子，薛岳火了：

“赣北诸军作战时间均较74军为长，损失均较74军为甚。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74军也应缓予调下。”

这下子，蒋氏没词儿了。

是啊，其他各部都没有调下整补，凭什么74军就要调下整补？

薛岳2次抗命

1938年9月24日，得到命令，要其立即赶赴武宁，从张发奎手中接过在瑞武路反击的指挥权。

当时，由于日军把主力主要用于瑞武路，薛岳负责的南浔线反而安静下来了。鉴于此，蒋氏就命令薛岳除留下一部监视南浔线之敌外，主力负责围歼南浔线和瑞武路结合部之敌。张发奎所部集中力量阻击日军第9师团和波田支队的攻击。

可薛岳却认为，赣北的道路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只能徒步行走，等到自己赶到武宁，日军恐怕早已经先于自己到达了。

为此，薛岳再一次违抗了上级的命令，命令瑞武路的中国部队尽一切可能阻击日军的进攻，同时从南浔线抽调所有能够调动的部队向瑞武路挺进，全力攻击日军侧背。

正是这一次兵力调动，让日酋冈村宁次发现了一个空挡，才派出了106师团穿插而来。可不料，原本攻击第9师团的中国部队来个个集体转身，一下子把106师团包围在万家岭地区，这才造成了抗战时期的万家岭大捷。

从张发奎和薛岳的表现来看，张发奎战场抗命的初衷倒不是不对，但具体的做法缺欠考虑，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给人落下“暗抗”军令的口实。

而薛岳则不同，他在武汉会战的两次战场抗命都是抗在明处，而且抗的皆中窍要，这才是一名战将在战场上应有的风格。

张发奎和薛岳是一对好兄弟，又同在抗战的战场上建功立业，成为抗战名将。

可由于性格方面的原因，在战场抗命这个问题上，薛岳的做法更具名将风范。

这也是武汉会战后，为何张发奎被闲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而薛岳却能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原因。

要知道的是，第9战区可是抗战正面战场兵力尤为强盛的一个战区，若非信任，蒋氏是不会把这么重要的职务交给薛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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