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只有一个儿子朱琦，是他和第二任妻子肖菊芳所生。1916年朱琦出生时，朱德发现他的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给他取名“保柱”。

朱德

朱琦出生后，朱德考虑到自己一直在外征战，便把他留在了四川，此后父子俩失去了联系。直到1937年底，党组织才找到了朱琦，并把他送到了延安，此时的朱琦已经是21岁的小伙子了。当朱德见到朱琦后，不由自主地扳过他的头，在右耳际处轻轻摸索，当摸到朱琦的“拴马柱”时，朱德终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大声说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朱琦到延安后，先是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结束后就被朱德送到前线当兵去了。有人问朱德：“你就这么一个儿子，还送到前方去吗？”

朱德却回答说：“我的儿子不当兵谁当兵啊，到前方打日本鬼子去吧！”

后来朱琦在一次战斗中腿脚负伤，被评为甲等残废，组织便分配他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科长。

朱琦

1944年，康克清考虑到朱琦年纪已经不小了，便托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给他找个对象。彭绍辉经过考虑，决定把七分校女生大队的学员赵力平介绍给朱琦。赵力平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当时刚满18岁，在学校里的表现非常好，康克清在了解了她的情况后，非常满意。

不久以后，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找赵力平谈话，向她介绍了朱琦的情况，希望她能和朱琦建立比同志更亲近的关系。赵力平却不同意，一是因为她当时很年轻，根本没考虑过婚嫁问题，二是因为朱琦是朱德的儿子，双方的家庭差距太大了。

几个月后，组织上把赵力平和朱琦调到一起工作，康克清又多次请贺龙和李贞帮忙做赵力平的工作，但赵力平一直没有松口。好事多磨，这一磨就磨了两年。

1946年，已经是晋绥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又找赵力平谈话说：“我们要进张家口了，你们结婚吧，不结婚不方便，结吧！”

贺龙

赵力平说：“等全国解放了再说吧！”

贺龙问赵力平：“你多大了？”

“20岁。”

“20岁还不结啊，人家小姑娘16岁就生孩子了！”

“官太大！”

贺龙有些急了：“官太大？共产党的官也不会打人，也不害人！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

随后贺龙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他一边写一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朱琦的残疾证

1946年3月23日，朱琦和赵力平在丰镇结婚，婚礼由贺龙主持，他叼着烟斗眯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赵力平和朱琦结婚后，他们历经辗转到达河北，参加了由邓颖超担任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搞土改。直到1948年8月土改结束后，赵力平才来到西柏坡，第一次见到了公公朱德。赵力平见朱德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她的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朱德问朱琦和赵力平：“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赵力平回答说：“还没想好呢！”

朱德说：“现在整个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需要建设，部队好多同志需要转下来。”

朱德和朱琦、赵力平

赵力平说：“没意见，到哪都可以。正好银行招生，我到银行去吧！”朱德听后点点头。

朱琦说：“我想去铁路局工作。”

朱德听后说：“那好，不过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不久以后，赵力平经过考核，进入石家庄人民银行工作。朱琦则被安排到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他从最基层干起，当过司炉、副司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尽管朱琦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经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

1951年1月，赵力平生下一个男孩，朱德得知自己当了爷爷，非常高兴，因为当时正逢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他便给孙子起名为“援朝”。一年后，赵力平生下了他和朱琦的第二个儿子，此时朝鲜战争双方已在进行停战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此朱德给为孙子取名“和平”。

朱德和孩子们

朱援朝和朱和平都是在刚出生后不久，就被朱德接到中南海亲自抚养。朱德曾对朱琦和赵力平说：“你们都在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如果免去照顾孩子的拖累，可以在工作上有更大建树。”

50年代我国实行薪金制以后，朱德本可以拿行政一级工资，加上他的各种津贴，一个月可以拿到700元，但他坚持只拿400多元的行政4级工资，这样他和康克清的工资加起来才700元。虽然700元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但朱德把老家许多亲戚的孩子都接到了北京读书，他家里一共有十五六个孩子，孩子们的吃穿和上学的费用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再加上房租、水电费、接济故乡的困难亲戚等等，每个月基本上剩不了几个钱。

在朱德家担任“管家”的，是警卫员郭计祥，朱德家里的每一笔开销，郭计祥都记上账，甚至连“援朝铅笔两分”、“和平冰棍三分”这些细小的花费，他都记了下来。有好几次，郭计祥不得不向朱德和康克清发出警报：“出现赤字啦！”

后来每当赵力平想起这些往事时，她总会感慨地说：“这些看来细微的琐事，反映了公公婆婆那一代人高尚的追求和操守。历经了更多的时日，我们才体会到他们如此严格地要求我们，饱含着对子女更深层次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