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在20多年期间从事管理工作过程中的学习笔记。我于1990年开始学习钻研诸葛亮的《心书》，那时从事共青团工作，感觉自己的知识背景偏重于理工科，需要补一补文史哲方面的课程。开始时，只是试着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但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对诸葛亮这本著作的“含金量”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于是下决心完成对该书的翻译和解读工作。我花了近十年的业余时间完成了《心书探微》一书，1999年9月由长春出版社出版，新华出版社于2013年7月重新出版，并把书名改为《诸葛亮治军方略》。这本书虽然也有自己的思想，但“注经”的味道更浓一些。

《诸葛亮治军方略》一书出版后，收到了不错的社会反响，其中的一种表现就是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盗版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从他所居住的城市买到这样一本寄给我，还表示了“祝贺”，因为在他看来，有盗版说明有读者。受此启发，我鼓起勇气，开始研究诸葛亮的另一部谈治国理政的著作《便宜十六策》，逐渐形成《诸葛亮治政方略》一书，并于2013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及代表人物之一的陆九渊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这本书的个人思想表述比较多，用“经”注“我”的味道更浓一些。在这两部著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这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

本书体现了三种“导向”性思路。一是需求导向。无论是我本人的管理实践，还是社会上对中国历史经验总结的希望，特别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都是一种现实的需求。二是问题导向。今天碰到的现实问题，古人有些也碰到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和借鉴。三是价值导向。从文化这个“遗传基因”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归纳提炼其一般规律性的文化内涵，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创新，有可能带来一些独特的价值增值。

本书的顺利出版，得益于许多人士、尤其是一些政界、学界和业界的老前辈对笔者一直以来的鼓励、支持和帮助。

本书基础材料之一的《心书探微》于1999年出版时，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同志，以年近八旬之躯，不仅审阅了部分文稿，而且还亲笔作序，对笔者予以莫大的鼓励。当第二版以《诸葛亮治军方略》的书名于2012年出版时，李老再次作序，并且对第一版时的情景做了深情的回顾：“收到作者送来的这部书稿，我回想起十三年前为此书第一版作序时的情景。当时看到这部书稿时，感到有一些惊奇。那时，作者是一位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同志，浑身散发着一股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如今，十三年过去了，虽然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者刻苦学习、用心思考、勤于笔耕的精神没有改变，近几年来又有多部著作问世，我对这样的年轻同志十分欣赏。……十三年前，我刚满80岁，现在又荣幸地成为‘90后’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多年了，但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关心年轻干部的进步成长。”我在那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从李老的身上，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是君子的修身、修业和修德，什么叫德高望重，什么叫仁者寿。我向李老这位自称为‘90后’的先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愿李老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如果本书还有机会再出第三版，那时再请李老惠赐一篇‘第三版序’，我相信一定能够成为出版界的一段佳话。”本书成稿后，我也有过再请李老惠赐佳序的愿望，这样的话，我所期盼的“第三版序”就会成为一个现实。但我思来想去，觉得李老已过期颐之年，实在不忍心再以这点小事去打扰他老人家颐养天年，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愿李老健康长寿。

本书基础材料之二的《诸葛亮治政方略》于2014年出版时，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原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广东省核电领导小组组长钟阳胜同志为该书作序，钟省长在序言中说他与我是“因为核电而结缘，也因为相似的文化‘基因’而相缘”。2014年3月25日，阳江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我那时担任阳江核电公司党委书记，曾经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乘凉不忘遮荫树，饮水常思掘井人”，当时的脑子里涌现出包括钟省长在内的一大批对该项目予以大力支持的社会各界人士。知恩、感恩、记恩，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也是后人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

本书完成之际，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同志为该书作序。我与谭建生同志合作撰写的《能源资本论》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错的反响，于部长专门撰写了书评。此次，于部长在百忙之中，不仅非常热心地为作者推荐出版社、联系编辑，还亲笔为本书作序，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于部长不仅是领导干部，更是著作丰厚的学者，在他的身上蕴含着一种仁者、智者与长者的特质。从于部长的序言中，我感受到的是一位政界和学界前辈对后辈的期望，我将以感恩的心情谨记于部长的鼓励，以自己今后的继续努力报答这种厚望。

本书的附录作者，是我的老领导、老前辈、我国著名核电专家濮继龙先生。他当年求学时也是“学霸”一枚，“文革”前以上海市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求学期间，曾经被当时的校领导赞誉为“万里挑一的人才”。他后来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旗帜项目——大亚湾核电厂的首任中方厂长，可谓实至名归。我在自己的核电职业生涯中，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有幸经常就教于濮总，每次都受益匪浅。濮总听说我在撰写本书时，就给予我很多鼓励。濮总在工作之余，撰写了大量的散文和杂文，被核电员工誉为“会讲故事的人”，他的文集《山楂集》没有公开出版，只在少数人中间流传，但具有极高的水准。本书完成之际，濮总又以古稀之年，惠赐了一篇极具“濮氏风格”的佳作。虽然我早就知道濮总出手的东西一定不凡，但也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拿出一篇近两万字的中国文化专论，完全是结合自己工作实践的独特感悟，绝非不忍心拒绝晚辈的请求而草就的泛泛之论或应景之作。这篇文章已经不仅仅是为本书增色的问题了，简直就是对本书正文所述及的主要问题的绝好概括甚至拔高，是本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濮总在从事核电管理工作中，就已经把中国文化的要义理解与总结得非常精准了。从他的文章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一位核电专家、一位老前辈对后辈的殷殷期望，而且能够体会到他在文史哲方面的深厚功底。我衷心地希望，濮总在他的晚年生活中更加多姿多彩，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哲思文字。

本书的顺利出版，得益于责任编辑周海燕女士的独具慧眼，为本书的问世建造了一个“产房”，颁发了一份“出生证”。周老师的编辑专业素养和文化功底，是确保本书质量的关键因素，她的许多意见都为本书增色不少。我也十分感恩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曾经服务过和目前正在服务的机构，各位领导和同事给予我的实践机会和平台，使我拥有思考与研究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这种独特的时空条件是任何其它因素所无法代替的。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经说过，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如此之多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不同领域权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该书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无数作者共同完成的。[1] 尽管我没有掠人之美的动机，尤其是没有这个必要，但由于本书引证工作量巨大，加之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有些引文实在是找不到来源了，在此一并向原作者们特别是一些网络作者表示歉意和谢意。根据读者的反馈，我在前述的两部著作中，由于引用中国典籍比较多，这对于古文基础比较好的读者来说，固然有一种“典雅”的感觉，但对于大多数年轻读者则有晦涩的不便。因此，我在本书中对引文进行了选择性的处理，在正文中尽可能以现代汉语的形式表达，以增强可读性；有些属于见诸正史的常识性、经典性和史实性的引语，就省略了脚注，这样不仅减少了篇幅，也使读者有一种更加轻松的阅读体验。

本书从定稿交付出版社，到如今正式出版，期间过了两年。除了疫情对工作效率造成了影响，更重要的是为满足出版要求而进行了多次的内容调整和修改。为了向广大读者奉献出一部较为满意的作品，花费两年的时间也是值得的。

本书付梓之际，正值秋分时节。秋，意味着收获，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这样的自然季节里，回味本书能够得以完成的20多年来的不断积累，对“文化”一词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中华民族从远古一路走来，其精神动力就是文化，它是一种“基因”，深深地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国40年来气壮山河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后的道路更曲折、更长远、更艰辛。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继续丰富和不断发展，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走得更稳、更快、更远！本书只是对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的文化源流的初步梳理，由于本人的学识和经历的限制，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不吝指出。

我十分期望广大读者肯花时间阅读本书，因为只有读者的阅读才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大奖赏。我将以感恩之心，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的任何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