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反帝反侵略的革命道路上，毛主席与周总理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人，也是一对耀眼的双星，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侵略者打败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获得解放创建了新中国，并且让历史 中发生了巨大转折，人民当家作主腰杆直立了起来，走上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互相合作的时间之长堪称政治界的世界之最。如今很多人认为他们俩“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种相辅相成的“黄金组合”境界已经炉火纯青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或许默默无闻，黯然失色；但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没有周恩来，毛主席或许无法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的成就也没有那么高。

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两人珠联璧合的合作达40多年之久，已具有极高的造诣和美学境界。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兄弟情谊深，革命友情深。应该说，毛与周这种无缝合作格局的奠定和延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很多人喜欢说是缘分，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关键还在于他们俩在性格、阅历及文化背景上虽然不同，但在革命道路上的大公无私，有着共同的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目标，等等这些促成了两位伟人“双星定位”的格局。

那么毛主席与周总理是在哪里开始的两人珠联璧合呢？很多人以为是遵义会议，因为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与朱德力挽狂澜，把毛主席请入军事决策团，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虽然遵义会议特别重要，但是毛与周的配合并不是在此开始的。

那么“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两人配合密切，真正是从哪开始的呢？

在红军长征前，毛泽东亲临指挥打了最后一场胜仗，那就是漳州战役。规模不太大，而且没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但这次战役却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珠联璧合的起点，对于党的核心领导层的初步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

1930年9月开始在赣西与赣南地区成立苏维埃中央区，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他与朱德一道指挥红一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取得了阶段性胜利。1931年11月毛泽东被选为中央苏区临时政府主席，但是受王明“左倾”错误（自己薄弱时妄图与敌人正面交锋）的影响，他却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1931年12月，身为党中央负责人的周恩来从上海来到赣南中央苏区，从毛泽东手中接过苏区中央局的一把手职务之后。他开始主持苏区全局，但主要负责红军与敌斗争的军事工作。

1，周恩来作为领导，在攻打赣州时没有采纳毛泽东意见，结果失败；后出击漳州采纳毛泽东建议，获得成功。

周恩来初来乍到，对中央苏区的周边形势和敌我状况还不太了解，也没有参与前面三次反“围剿”战争，在执行临时中央交代的“进攻中心城市”的使命时，周恩来听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攻打赣州的，想急着占领大城市或者中心城市，然后争取“革命之光”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但朱德与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由于反对意见属于少数派，周恩来并没有采纳。1932年2月开始红军连续攻打赣州33天，久攻不下。赣州城内守军顽强，还得到北面国民党中央军及南面国民党粤军的增援。最终赣州战役以红军失败告终。城没攻下，红军伤亡却达3000多人，通过此役给了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一个相当大的警示。那就是“左”倾冒险主义会给红军革命带来很大的伤亡和损失。

红军从赣州撤退后，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会议上又想沿着赣江分两路由南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但毛泽东给了不同的意见，分析到闽西漳州一带国民党守军薄弱，建议红军的东路军进攻龙岩与漳州更加妥当。这次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让东路军远离中央根据地向闽西进军。毛主席指挥东路红军，于1932年4月10日首先攻下龙岩，俘虏敌人600多人。接着在4月20日攻下漳州。漳州战役让红军获得比预期更大的胜利，攻占城镇10余座歼灭了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俘虏2300余人，缴获枪支武器5000余支、火炮8门、包括飞机2架和各种军需物资，可谓是战果辉煌。为闽西苏区的扩大及巩固提供了保障，支援了广东东江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漳州战役结束后，红军在当地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相继占领闽西大片区域，接着分兵多路发动当地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扩大红军队伍，积极筹款及各种物资。

漳州战役的胜利让毛泽东特别兴奋，曾经说道：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聂荣臻回忆录》。

如果要说红军前三次反围剿，属于在自己地盘上以逸待劳打胜杖，那么漳州战役就是红军离开根据地，前出白区消灭敌人的开始，属于外线主动出击的城市攻坚战。虽然很多人一开始对红军离开苏区的出机有很多顾虑，包括周恩来也是如此，但在毛泽东给他详细分析漳州形势和敌我状况后，他拍板采纳此方案。漳州战役也是毛泽东同志，杜绝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典范。他总揽全局，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灵活使用战略战术，正确选择战役出击方向，最终获得胜利也为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加分不少。同时也增加了周恩来的敬佩之心。

漳州战役让“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种黄金组合，初具雏形并得到验证。

自此以后，周恩来在中央苏区面对左倾主义思想，他会更加谨慎一些。很多重要决策，虽然不能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但他也没有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而是以尊重事实与亲眼所见为出发点，尽力去关照和维护。因为周恩来之前在上海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一直处于核心层，话语权更多一些。

2，宁都会议周恩来竭力支持和维护毛泽东，力荐他留在革命军前线。

当年7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为了应对这次反动袭击，在8月的兴国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获得通过。于是前方组成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任主席，负责解决作战总计划和协调各方面行动。

但在后方的中央局与前方“4人组”在革命军事路线上产生分歧。也就是现在说的“洋派”与本土派的问题，在党最初掌握工农武装的初期，“洋派”一直占据上风，“洋派”好念经，一切以共产国际指导为准，一切按照苏俄模式，不信本土派能搞出什么名堂。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洋派”在中央局占据领导地位，“攻击中心城，主动出击，积极进攻战略”的左倾思想横行。

后方临时中央“左倾”路线，与前方毛、朱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所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路线相左，两派分歧很大，这就使得后方代表与前方“4人组”于10月召开了宁都会议。该次会议主要错误地批评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指责他组织观念不强等。并且要撤他的军职并且调回后方，不让他呆在一线。但周恩来坚决反对，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

“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传（1893-1949）》

由上面可以看出来，周恩来虽然是上级领导，但对毛泽东非常的看重，从大局出发，竭力支持与维护毛泽东，并尽可能让他能留在前方一线指挥作战，这样对红军革命非常有利的。但“左”倾领导人并没有采纳周恩来提议，而是调毛泽东到大后方做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周恩来兼任。

2年后中央苏区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8万多人被迫开始毫无目的的长征。但国军穷追不舍，构筑了沿途构筑了四道防线，意图击垮红军。但当红军来到广西北部时，顽强突破国军最后一道防线，进行残酷的湘江战役时，周恩来在前线指挥部队强渡湘江，特别留意和等待毛泽东能够安全过江。当他们两人在河边相遇时，

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周恩来传》

在毛泽东变成核心人物之前，周恩来在长征途中，一直都是上级领导，他对于毛泽东的敬佩和维护丝毫没有忽视。在他的内心至少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非常认可的。

3，遵义会议后“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种黄金组合登上历史舞台。

在湘江战役上红军由最初的8万多人打得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可谓是损失惨重，参加长征的领导人和指战员开始对博古和李德这些“洋派”非常不满，，直接导致1934年底在黎平会议上，许多人不赞同博古与李德转战湘西的指挥路线。在会议上，周恩来最后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和战略决策，红军转战贵州敌人薄弱地区，避免了去湘西再次陷入国军虎口的危险，使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

从长征开始，周恩来就在想办法让毛泽东尽快回到军事指挥岗位。并且深信以后者的才能，肯定可以率领革命队伍走出困境。

遵义会议，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支持他进入中央常委。

接着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市举行了闻名中外的“遵义会议”，这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很多与会的干部在会上发言，积累许久的“愤懑”大爆发。包括王稼祥、张闻天等等强烈批评博古的“左倾”主义，导致红军失败和蒙受巨大损失。会议上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策略，并且选举他进入中央常委。周恩来对“失败”主动承担责任，请求免去自己的军事领导职务，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继续领导红军。这对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际领导层，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至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敬佩之心，在此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

实际上，遵义会议也是一个总结大会，我们现在只要简单罗列一些红军反围剿的战绩，就能很明显地总结出，毛泽东处于军事领导中的作用。

第一次“反围剿”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

第二次“反围剿”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

第三次“反围剿”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

第四次“反围剿”的领导人是：周恩来、朱德。

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人是：博古、李德、周恩来。

由上面可以看出，前面三次反围剿，都有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最终都获得胜利，而且苏区不断得到发展及壮大，革命根据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没有毛泽东参与指挥，但周恩来与朱德还是运用前三次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完全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的命令，中途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和调整，最终取得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洋派”的领导，中央苏区大片根据地被迫放弃，革命队伍损失惨重，红军被迫长征。

通过“五次反围剿”的前后对比和对赣州战役、漳州战役的总结，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智慧的人，都能看出来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相当出色。遵义会议表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已将毛泽东视为在军事指挥上比自己强的同志。

实际上周恩来劝退博古交出指挥权的时候，对他说的大意是：实践出真理，革命路线都处在各种尝试中，由中心城市发起的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都失利了，这样行不通。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反而不断发展壮大，说明中国革命源泉在农村。再者，革命队伍要想获得胜利必须要有一个优秀的懂军事的人来指挥。你我虽然从事军事工作，但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革命队伍损失惨重就证明了不称职。我们都不适合做统帅，需要比我们更优秀的人来领导，才能服众。到了中央苏区后，了解到毛泽东具有非常好的军事才能，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这里直接道出了周恩来的谦逊和对毛主席的敬佩之心。

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中，大家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是有目共睹，打内心是佩服的，“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包括周恩来都是如此。“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样的“黄金组合”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由1932年开始算起，他们俩的革命友谊，同志间的亲密合作达44年之久。

参考文献：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