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小注：
今天这篇文章，作者比较特殊。
其一，作者老沈并非普通记者，
而是海外版领导班子成员之一。
其二，其他采访者都比较年轻，
老沈却是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作者比较特殊所以文章也特殊，
行文风格更加老到也更加严谨。
更可贵的是还写了篇采访体会。
各位仔细读一读确实挺有意思。
我在义乌当“老板”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8.24 《微观中国》）
我决定到浙江省义乌市去当一回“老板”。
起初，总编辑一再建议我带上一位年轻记者，协助完成这一任务。他担心我“年龄大”、“资格老”，不能真正沉下去做深入细致的“体验式”采访。
“不用吧？”我想，我的年轻的同事们连“民工”、“义工”、“矿工”、“营销员”、“列车员”、“导购员”……都当过了，我当“老板”还能有什么难的！
“真的行？”
“没问题！”
“很好，领导干部带头下基层，祝你宝刀不老！”
不过，话虽然说出去了，我的心里也不是完全有底。长期以来，由于分工的关系，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做编辑；平时接触老板们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必须认真准备！”我对自己说。
首先，通过多种渠道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比如，义乌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发展经验以及义乌的老板们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一般情况，等等；其次是适当改善一下自己的着装，以求在外表上与老板们尽量接近些。为此，我花了差不多４００元专门添置了一套新衣服，其中短袖衫还是“绅士”牌的；临走前，又买了一把上等折扇……
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是由成千上万个老板“撑”起来的
来到义乌，正是江南的盛夏季节。在市委宣传部及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我先“实地考察”了一下面上的情况。所见所闻，我的感受只能用两字来形容，那就是：震撼！
２０多年前，义乌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农业穷县、浙中小城，现如今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发表的一份报告语）：拥有超过５．８万个摊位、２．５万个工业企业，经营着４２万多种商品，每天接待客商２０多万，１０００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的成交额达４１５亿元；在我国百强县（市）排名中已提升至第１２位，２００６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３５２亿元，财政收入４４．９亿元，城区面积扩大了２０倍，达到５０多平方公里，人口１００多万（全市人口１６０多万，其中外来人口１００万），正向“国际性商贸城市”大步迈进。
“好啊，好啊，义乌能有今天，确实与成千上万个经营户的贡献分不开，非常欢迎你来体验我们老板的生活与工作，这样写出的报道也一定会很好看的。”６月２６日下午，在义乌市委大楼的会议室里，得知我的来意后，接受采访的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颇为赞赏。他还对身旁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潘文锋，市外宣办主任吕华说，“我们义乌老板们的发家史，每一个其实都是一部传奇故事。你们再斟酌一下，配合记者同志挑一个更有代表性的。”
最后，经过沟通与协商，他们向我推荐了义乌义声音乐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赵品政。
“这个人为人做事都很低调，在义乌的老板队伍中算不上特别突出，资产估计有八九千万，大约就是中等或者偏上一点吧，不过，这也正好体现了义乌经济发展中‘群狼效应’的特点，即没有真正贫穷的，没有非常冒尖的；他目前还是农业户口，而且仍然奔波在商务第一线，可说道的故事还是不少的。”一位比较了解赵品政的“音乐爱好者”——义乌市直机关人武部部长，也是我多年的朋友卢国良如是说。
二、初识赵品政，
感觉义乌的老板也“不过如此”
６月２７日上午，在卢国良的陪同下，我来到义声音乐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声音乐”）“上任”。
“义声音乐”坐落在义乌市商贸区内稠州北路１１１号，是一家批发兼零售音乐制品的民营企业，正式成立于１９９０年６月。
“赵老板呢”看到一位导购员主动为我们开门，卢国良又介绍说，“这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专门来你们公司当老板的。”
“是实习老板，临时的。”我赶紧补充了一句。
“知道了！我们赵老板正从批发部往这边赶呢。”这位导购员一边打量着我们，一边笑嘻嘻地回答。
“你们已经到了！”没过多久，赵品政就回到店里，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非常欢迎沈记者来我们公司指导工作。”
我也直奔主题：“这几天我就跟着你学当老板啦，希望不会给你的工作造成影响。”
“怎么会呢，我们想请都请不到啊。”
之前，我已见过赵品政，此人今天的着装“一如既往”：一件灰不溜秋的无领Ｔ恤衫，一条看似脏兮兮的紧身牛仔裤，加上一双不大合时宜的蓝色旅游鞋。个头不高且有点儿驼背，面孔黑黑的。当时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义乌的老板也不过如此”。
“你们播放的音乐、歌曲很好听么，有什么讲究吗？”我想起了刚才那“未见其店，先闻其声”的美妙感觉。
赵品政说：“也算有吧，就是正版名家音像片＋名牌优质ＣＤ机；内容方面，主要是新到的碟片或重点推荐的碟片，等等。”嗯，还挺会自我推介。
据赵品政介绍，公司的这栋大楼占地面积１５０平方米，是他１９９９年通过公开竞标买得土地，并且按照市里的统一规划于２０００年底盖起来的。目前，一楼、二楼及地下室为零售部，营业面积达４００多平方米；三楼为办公、后勤等用房，四楼、五楼住家，六楼是员工宿舍。
我注意到，店内的布置很有特色：一排排纵横交错、摆放规整的货品展示架，除靠墙的几个稍高外，其余的高度均在１．３米左右，后来得知这是当过木匠的赵品政亲自设计的，上面分门别类地陈列着各种音乐制品；在靠近大门的地方，有一个由电脑桌等围成的封闭式收银台；侧面放有电话、传真两用机的那张小条桌，听说还兼作赵品政的“办公桌”；整个店堂显得既宽敞又通透，既热烈又雅致。
“赵老板，你得给我找点事情做做，否则我这个老板岂不成了‘甩手掌柜’？”
赵品政笑了：“那好，你就帮助接接电话吧。”
我没有什么选择，只好同意了。从这时起，赵品政的“办公桌”前加了一把椅子。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不过是个“二传手”，电话里的内容，或者是商量订单，或者是就某个音乐作品征求意见，我这个“实习老板”哪能决定得了！
“店里的碟片很齐全嘛。”我瞅空问身边的“正式老板”。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目前是浙江省唯一代理国际五大唱片公司以及国内１１０家优秀大型音像出版社的单位，经营的产品有３万多种，主要是ＣＤ、ＶＣＤ、ＤＶＤ、盒式音带，包括各种教学音像制品等。当然，批发的部分要占九成左右。”
三、腰包鼓起来了，
能吃苦肯吃苦的精神始终未变
这天中午，赵品政请我在家里吃“便饭”，他亲自下厨做了“四菜一汤”。
饭后赵品政对我说：“公司在义乌出版物中心一号楼租的批发部，近几天正在搬家，这可是个又脏又累的活，你中午先休息一会儿，我过去照应一下，回来咱们接着聊。”
“既然有这事，咱们一起去吧。”我想，关键的时候“老板”岂能缺席。
批发部的新址在一楼，面积有３００多平方米。我们进去的时候，几个小伙子正从三楼原来的地方往下扛纸箱，抬货架；姑娘们则是边整理碟片边往已经就位的货架上放置；而赵品政二话没说便加入其中。
刚才，我从汽车的仪表上看到，室外的气温已达４０摄氏度，位于一大片建筑物之间的这个批发部，由于通风不畅，更是闷热得像个蒸笼，一会儿工夫，我的衣服全湿透了，汗水还不断地从额头、发梢往下滴。
然而，我周围的这些人仍在灰尘遍布的环境中不停地干活，好像没事儿似的。
我又坚持了一会儿，实在有些挺不住了。此刻，我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台电风扇，便悄悄地溜了过去，假装看货架、看碟片，痛痛快快地吹了一会儿。再往后，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隔一段时间就去吹一会儿电风扇。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便当面问赵品政“你没觉得很热吗？”
“当然感觉到了，这几天我每天都要换几次衣服。”赵品政扯了扯身上的Ｔ恤衫继续说，“唉，不抓紧时间不行啊，很多零售商在等着我们发货。况且，现在的批发部位置好，开业后还可以兼零售，这对公司来说等于增加了一个零售点，太重要了。”
“不过，话说回来，跟以前相比，这点苦，这点累，又算得了什么呢？”赵品政不经意地向我介绍了一下他的“成长史”和“经商史”。
１９７９年高中毕业后，１７岁的赵品政以１３分之差未能考上大学，由于家庭负担比较重，只好步入社会谋生活，经历是既学木工又学厨师。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之初，正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孕育之时。看到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纷纷下海经商，赵品政的心里也越来越痒痒了。１９８３年起，他下决心放弃了原来的工作，与人合伙承包了一个小商店，开始做起小生意。
起先主要是搞长途贩运，后来经营的重点逐步转入零售。
到了１９８８年，赵品政的翅膀日益变硬，要独自闯天下了。他先后在稠州路９４号和稠州中路２５号，租了两个大小不同的门面，而且只卖音像制品。问其原委，能吹笛子、会拉二胡的赵品政答曰“就是特别喜欢音乐”。这便是两年后正式成立的义乌义声音乐文化有限公司的前身。
“那些日子才真叫苦啊！暑天给客户发货，没有汽车，只好背着大包小包往车站赶，人经常累得虚脱。”赵品政摇了摇头，似有不堪回首之意。
真是今非昔比。现在，“义声音乐”已经有了３辆货车，两部轿车，其中赵品政自己用的“保时捷”，还是原装进口的德国名牌。
赵品政说：“随着公司经济效益的提高，我们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等都在改善。但是，能吃苦、肯吃苦的精神任何时候都是绝对不能丢弃的。”
四、最看重的荣誉称号，
是“消费者信得过单位”
在“义声音乐”门市部店堂后壁的上端，非常醒目地悬挂着一排６个大镜框，里面镶嵌的分别是由金华市、义乌市有关部门颁发给公司的各种荣誉证书。
“这些年，赵老板获得了不少奖项嘛，你最看中的是哪一个啊？”６月２９日下午，我们从批发部临时回到门市部，看到赵品政又坐到了收银台旁的“老板桌”前，我便不失时机地提了个问题。
“当然是‘消费者信得过单位’。”赵品政指着墙上的一块镜框坚定地说。
“怎样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呢？”
“其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以公司的定位为例。现在，经营音像制品的企业很多，‘义声音乐’应该突出什么特点呢？根据平时对市场行情及义乌特点的观察与思考，我们最终确定为：以中高档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且只经营正版音像制品。公司后来形成的经营理念，‘拒绝盗版、拒售假货，诚信服务、诚真待客’，就是由此演化而来的。”
“你有没有想过，在市场竞争还不是很规范的情况下，这样做可能要承受巨大的风险。”我故意问他。
“想到了。”赵品政说，“但是，我们当时也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从长远看，随着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力度的加大，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经济收入的提高，经营正版音像制品可以肯定是会更有前途的。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后来还受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表扬。”
７月１日上午，我在“义声音乐”的店堂里碰到了一位音乐“发烧友”，其经历可说是对赵品政上述经营理念的一个诠释。这位叫吴江鸣的顾客告诉我，他和女儿吴子钰自打结识了“义声音乐”，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最近，在外留学的女儿放假回国，已到“义声”来了三四次，选购的２０多个碟片除自用之外，还作为礼品送给了他人。
吴江鸣说，他自己十几年来也已在“义声”购买了好几万元的音像制品。
“你们为什么对‘义声’如此情有独钟？”我有点儿不解。
“主要是没有假货！”吴江鸣又讲了一个故事。２００５年的时候，他的一位付姓表弟从美国回来，计划购买一批音像制品，要求必须是正版的，否则，回美国时查出来要受重罚。吴江鸣当即推荐了“义声音乐”。这位表弟一次就放心地购买了２００多张计３０００多元的音像制品。
义乌市市场贸易发展局副局长、音乐“发烧友”金胜对我说：“赵品政经过持续不断地对消费者的观察与琢磨，现在，来人只要一开口问话，他就能分辨出对方是一位音乐痴迷者，还是一般爱好者，或者是尚未入门者。”
“这对卖碟片很重要吗？”我转问赵品政。
“有一定的价值吧。”赵品政说，“比如，来者若是后两类人，就可以适当地加以帮助和引导，说不定又能培养出一个新的忠实的顾客呢。”
对消费者的深入了解与把握，无异于牵住了音像制品市场的“牛鼻子”。这样，在选择歌手、组织货源时心里就更有数了。
赵品政为人做事的诚实和看人料事的远见，使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五、宁可自己吃亏，
也要信守对合作伙伴的承诺
６月３０日上午，我跟随赵品政，前往该省东阳市看望他的一位合作伙伴、零售商杜海波，同时做点市场调研。
“现在零售商们的情况怎么样？”行车途中，我问赵品政。
“总体情况很不好啊！２００３年以来，由于网络的冲击等原因，整个音像制品行业进入了一个低迷时期，零售商们更是首当其冲，碟片不好卖了，不少店家只好关门歇业。”赵品政说，“我们‘义声音乐’受到的影响也非常大，第一，公司的营业额比高峰时期下滑了大约一半左右；第二，有７０多万元的货款没有收上来，其中的４０万元因当事人已经破产，恐怕要成为死账了。”
“你有没有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
赵品政若有所思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人，现在的日子都不大好过。我常常在想，‘义声音乐’如何才能摆脱当下的被动局面；同时对于那些长期与我们合作的难兄难弟们，能拉一把也要尽量地拉一把。”
似乎答非所问。不过，赵品政此次前去东阳的主要意图，我也因此而更加明白了。
时近中午，我们来到了杜海波的“大门唱片”门市部。自称是“一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的杜海波说，从上中学的时候起，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到赵品政的店里买碟片。１９９８年开办“大门唱片”后，又始终坚持从“义声音乐”进货。“因为不仅价格有优势，质量有保证；而且服务很周到，短缺什么碟片，他们就设法帮助搜寻，卖得不好的，我们还可以退货。”
出版商是批发商另外一个方面的合作伙伴，赵品政又是如何与其交往的？说来也巧，我在“义声音乐”当“老板”期间，正好碰上了前来义乌与赵品政商谈业务的上海音像出版社发行部主任朱鉴林，６月２９日晚，我趁机约他作了一次采访。
朱鉴林说，他与赵品政的合作已经十年，双方的关系从“伙伴到朋友”，发展到“朋友加伙伴”。在他看来，赵品政最值得称道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对市场行情摸得比较准，甚至八九不离十。所以，我们出版社也和众多出版商一样，在产品推出前，都希望能够听听他的意见。这些年来，有相当一部分碟片都曾根据他的建议，对内容作了调整，还有两个干脆放弃了出版。
“其二，人品好，守信誉。今年５月下旬，赵品政为了按时支付各出版商的货款，而自己批发给零售商的货款又未能按时收上来，他竟以高出数倍的利率，向私人借了５０万元的‘高利贷’。仅此一项他的公司就多支出了１万多元。我知道了此事后，甚为感动。环顾周围，眼下拖欠货款的经销商还少吗做生意实际上是做人啊。”
朱鉴林感慨良多，意犹未尽，我也被他的情绪及赵品政的诚信深深地感染了。
六、重新上大学读书，
是为再发展“充电”，投点资是合算的
６月２８日晚，离１０时３０分打烊只有十几分钟了，音像店里的几位员工正为下班做准备。我在整理我与赵品政的“办公桌”时，随手翻阅了一下堆放在案头的一摞报刊，计有《人民日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赢周刊》、《财道周刊》、《音像世界》等十几份。
“这些报刊平时都有谁在看啦？”我问面前的收银员吴云爱。
“我们有空的时候也翻翻，但主要还是老板看。”吴云爱答。
“我看你们老板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他什么时候看啊？”
“沈老板可能有所不知，我们赵老板每天店铺关门后都要读书学习，听说睡得很晚，他现在还在上大学读本科呢。”吴云爱笑着说。
这倒是个新闻。第二天上午一见面，我就问赵品政：“昨天晚上什么时候休息的？”
“夜里一两点钟吧。”
“都忙些什么呢？”
于是，赵品政便把上学读书的事向我叙说了一番。
２００４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９月，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总裁工商管理专业（ＥＭＢＡ）高级研修班上学两年，期间，每月要去杭州上课４至６天，平时自学，一共完成了学校开设的十几门课程，现在已经结业；接下来的就是再续读３年，成绩合格方可拿到本科毕业证书。“不过，这后３年更为艰难，因为要考外语，而且挺严格。我是每天熬灯费油，头都大了。你看，这不正在‘死记硬背’呢。”赵品政说着顺手从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了英语教材和几大本笔记。
“真是不容易！学费恐怕也不会少吧？”翻阅赵品政的作业本，我不免想起了自己过去学外语的事。
“前两年是６万元，后３年差不多要２０万。”
看我似乎有些吃惊的样子，赵品政又解释说：“现在，对于我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成本去上大学这件事，确有一些人表示不解。有的说，是为了面子；有的说，是为了‘圆梦’……其实并不尽然。外界也许不大清楚，与义乌的很多企业一样，‘义声音乐’也是从个体、家族式形态演化而来的。应该说，这几年我们已经作了一些改进，比如，‘七大姑八大姨’等都被辞退掉了，但是，按照现代企业模式来衡量，差距甚大。如果再往前走，把企业做大做强，继续依靠我们这些没有文化、没有文凭的‘农民’们，能行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上大学，更是为了以后的发展‘充电’！当然，为孩子树立榜样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投点资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合算’的。”
“说得好哇！”我佩服地说，“赵老板能否再吐露一点儿今后的宏伟蓝图？”
“宏伟蓝图什么的倒说不上，今年内准备在义乌再开两家零售店，有关手续已办好，地点也选过了，现正与房主商谈具体事宜。至于以后嘛，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可能的话就做点儿与音像行业相关的事情，还望沈老板贡献好的主意啊。”
“应该，应该，谁让我跟你学当老板呢？”
７月２日，是我在义乌当“老板”的最后一天。离开“义声音乐”前，赵品政送给我若干张音像片：“借用一下你的平台和资源，帮我宣传宣传，扩大一点影响吧！”而我只是回赠了一首小诗：
听曲辛劳不觉哗，义声送乐到千家。
经营谨记诚和信，内外无欺内外夸。
谨以此祝愿赵品政及其“义声音乐”，影响越来越大，生意越来越好。
作者（右二）与赵品政（右）和公司部分员工在一起。 卢国良摄
作者简介：沈兴耕，二级正高（高级编辑、教授）。先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学专业。大学毕业后，首先在北京广播学院（即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任教；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工作，分别任教授，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教授委员会委员，系副主任、主任等；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数十年间，第一阶段在总编室，分别任编辑、主任编辑、高级编辑，要闻版主编；第二阶段在海外版，任编委委员。
再挎“宝 刀”学 少 年
——采写《我在义乌当“老板”》的一点体会
沈兴耕
《我在义乌当“老板”》一文于2007年8月24日见报后，外界有不少正面评价，海外版也有一些同事先后与我切磋稿件中的有关问题，总编辑还曾多次给予鼓励，他们的热情与友好让我很感动。而《匈牙利周刊》在其2007年10月2日的创刊号上，将此稿全文刊发在第一版，则更是让很多新闻人感到意外。下面就按“微观中国”版的要求，把我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吧！
一、临时受命：再挎“宝刀”学少年
决定采写义乌“老板”稿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去义乌出差是老早就计划好了的。总编辑詹国枢后来提出，要再增加一项内容，就是为“微观中国”版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在义乌当老板》。“当然，你可以带一个年轻记者。”他又补充说。
这份差事来的有点突然，我缺少思想准备，很是左右为难：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临阵退却或讨价还价，显然不是我的性格；可是，如果接受了任务而又要带上一个帮手，那就更没有面子啦。权衡再三，我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并表示一个人即可。
国枢同志似乎不大放心：“哎，像你这样资历又一把年纪的人，能从早到晚和采访对象坚守在一起吗？这可是长时间（规定不能少于一周）的‘体验式’采访啊，我还是给你派一个人算了！”
“不用！”虽然理解总编辑的心意，然而此前很多年轻人在采写“微观中国”稿件时的上佳表现，却也使我受到了鼓舞。我坚持说，“同事们连‘民工’、‘义工’、‘矿工’、‘营销员’、‘列车员’、‘导购员’……都当过了，我当‘老板’还能有什么难的？况且，两个人的‘老板’怎么当啊！”
“真的行？”
“没问题！”
国枢同志笑了：“很好，领导干部带头下基层，祝你宝刀不老！”
就这样，我是“老兵出征”，再挎“宝刀”学少年了！
二、确定对象：精挑“案例”作奇传
来到义乌后，应该说任务是明确的，题目也已确定；但是，要“当老板”，写老板，首先必须选择一个具体的老板，即我所要报道的确定对象，这一下就颇费斟酌了。
难题主要出在义乌的“老板”太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成堆成团，多到遍地都是！但具体多少好像谁也说不清楚。不相信吗？是的，开头我也怀疑，还专门就此向义乌的有关部门求证，他们给了我两个过了时的数字，即：全市拥有小商品市场摊位5．8万多个，工业企业2．5万多个，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两者相加近10万，那么，可不可以说义乌就有这么多的老板呢？答曰：不好说！当地有朋友告诉我，义乌到底有多少老板，要看用什么标准，如果说拥有一定的资产且有某些经营活动的人就叫“老板”，那么，义乌也许家家都有“老板”，甚至一家多个“老板”。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在义乌的那些日子里，曾在不同的场合碰到过很多人，似乎还鲜有不是“老板”的。
面对如此众多的“老板”，要从中选择一个作为报道对象，看来也得有个大致的“标准”。比如，除了自身优秀之外，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就是说，要让读者从“这一个”的“成长史”和“发家史”中，能够看出义乌老板的群体面貌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历程。因为，义乌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发表的一份报告语），显然与其千千万万个“老板”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经过与义乌市委宣传部及有关人士反复沟通和协商，最后确定的人选是：义乌义声音乐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赵品政。
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这个人为人做事比较低调，在义乌的“老板”队伍中，大约属于中等或者偏上一点，不过，这也正好体现了义乌经济发展中“群狼效应”的特点，即没有真正贫穷的，没有特别冒尖的；他目前还是农业户口，农民身份，并仍然奔波在商务第一线，可说道的故事也不少，这些尤其具有“代表性”。
可是，与赵品政接触后，我对这个“选择”的正确性便产生了疑问，而且时间越久疑问越深。或许是因为怕“露富”吧，此公一直不大愿意告知公司的经营情况，涉及产值、利润等就更是讳莫如深。这让我颇感棘手：写“老板”而不见“干货”，何以证明“这个人”值得报道且是有“代表性”的呢？直到离开义乌的前一天，在我多日“苦口婆心”的开导下，再加上其数名亲友的“联合公关”，才勉强有了一点“突破”，赵品政终于“宣布”：他的资产大约拥有八九千万。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三、近前体察：跟随采访非全部
“体验式”报道是“微观中国”版稿件的一个重要特色，相应地，对主人公进行“跟随式”采访就成为必然。在确定了赵品政作为我的报道对象后，我们从早到晚就“打成一片”了。他坐店，我在侧；他出门，我伴随；……连吃饭也很少分开。由于“义声音乐”门市部实行两班工作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的时候一天竟有十四五个小时。这种情况持续了整个采访过程（一星期）。
如此长时间、近距离、多侧面地采访一个人，我在以往的新闻工作生涯中还从来没有过。无疑，由此带来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体力的考验。虽然“当老板”的活计说不上很重，一般也就是打打下手，但是，由于此时恰逢江南的盛夏季节，常去的公司批发部又正在搬家，现场的气温往往在40摄氏度以上，一天折腾下来还是蛮辛苦的。其次是对“耐心”的考验。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长期在家做编辑、手头的日常事务又较多的“老新闻”。这恐怕正是总编辑当初指派任务时有所顾虑的原因吧。
在现如今的形势下，这种采访似乎显得不大“时尚”。所以，对于我的举动，有人感到挺新鲜；有人甚至觉得有点奇怪；当然，也有人是点头钦佩的，认为“还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作风扎实”！
应该怎样看待这些不同的意见呢？不错，媒体工作的生态环境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传播手段的改善，采访方式更加多样化了，新闻工作的效率也因此而大大提高。可是，在当前新闻界“浮躁”之风比较盛行的情况下，我认为，作为传统的新闻采访形式之一，“体验式”采访不仅有其继续存在的必要，而且更有值得提倡的价值。
然而，要写好“微观中国”版的稿子，仅靠“体验式”采访一种形式还是不够的。以我这次的报道对象赵品政为例，他是零售商兼批发商，既与众多的普通消费者广泛接触，也与各地出版商、零售商密切合作，要在稿子中对此有所反映，显然不能满足于只和赵品政成天“泡”在一起，因此必须调动其他的采访手段加以配合，以便获得相关的典型材料。总之，面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我们只能选取不同的采访形式；而一种采访形式为主，多种采访形式并举，可能更是常态。
四、多点切入：“双线”著文胜旧篇
“微观中国”版的稿件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记者行文时，不仅要描绘对方的工作与生活，而且要写进自己的意见与感受，即所谓一主一副两条线，彼呼此应贯其中。相对于只用“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传统模式，这种夹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写作方式，可以使文稿充满情趣，从而进一步吸引读者的关注。
也许是习惯使然，不少人对这种“挺身而出”的写法不太适应，尤其老记者，他们更“觉得有矫情之嫌”。说实话，开始我也有些顾虑，怕分寸感把握不好，让人或者感到缺少活力，或者认为不够稳重。但是，后来我想通了：文章的写法本来就无一定之规，既然编委会对这个专版的稿件有新要求，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况且，我们的古人早就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如曹雪芹写《红楼梦》；现在，编辑部的年轻同事们又已走在前面了，老同志更应该解放思想，放下架子，紧紧跟上才是啊！
其实，用第一人称写稿，灵活性以及可发挥的空间更大。为了把这一优势利用好，突出文章的主题和报道的人物，我在稿子里有意安排了几个方面的对比，以求彰显并扩大反差，主要是：
1，想象中的老板和现实中的老板对比。
在文章的开头，我写了添置衣物、改善着装等情节，它体现的就是我想象中的某种“老板”形象，或者说是潜意识中的某种形象期待；而实际上在义乌碰到的已被确定为我的报道对象的赵品政，却是完全另外一副样子：“一件灰不溜秋的无领T恤衫，一条看似脏兮兮的紧身牛仔裤，加上一双不大合时宜的蓝色旅游鞋”……尽管后来得知这些衣服、鞋子均为“洋货”与名牌。从表现手法上讲，这叫“欲抑先扬”。之所以要描述赵品政“土老冒”的一面，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顺便交代一下义乌老板群体的某种整体背景。
2，初见时的老板和接触后的老板对比。
这部分里，我采用的手段却是“欲扬先抑”，文中的第二个小插题直截了当地写道：“初识赵品政，感觉义乌的老板也不过如此”！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篇幅的扩展，对其评价就层层加码了。请看：“腰包鼓起来了，能吃苦肯吃苦的精神始终未变”；“赵品政为人做事的诚实和看人料事的远见，使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朱鉴林（赵的合作伙伴）感慨良多，意犹未尽，我也被他的情绪及赵品政的诚信深深地感染了。” 最后的一“扬”，则是我临别前赠给他的一首小诗：
听曲辛劳不觉哗，义声送乐到千家。
经营谨记诚和信，内外无欺内外夸。
3，写报道的“老板”和被报道的老板对比。
所谓写报道的“老板”指的就是我自己了。稿子里有一个在批发部搬家现场“吹电风扇”的细节，不少读者都注意到了并表示很感兴趣。在这里，我使用了一种可称之为“水落石出”的表现手法，而且所落之“水”正是作者本人。把自己摆进去，我曾经颇为犹豫。后来想起了鲁迅的《一件小事》，进而受到鼓舞，也增长了勇气。先生在文章中为了“衬托”车夫的“大”，竟不惜“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而我，不过就是“自曝”了一丁点儿“虚荣心”罢了，这又算得了什么！
对于这件事，倘若换个角度观察，似乎也可理解为是另一种的“水涨船高”。不是么？在气温那样高、通风又不畅的环境中，我仍然坚持和采访对象在一起，应该说还是比较能够“吃苦耐劳”的吧。当然，只是“赵品政们”更厉害！
文中还写到了其他一些对比，在此就不一一细述了。
用第一人称写“体验式”报道，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引起注意，即防止“散”。为此，我采取的办法是，以逻辑顺序为主，以时间顺序为辅，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总的来看，《我在义乌“当老板”》稿，与自己过去采写的一些报道相比，确实有所进步，如果要求作个“自我评价”，我想大约可以说，这是一篇“学习之作”，一篇“用心之作”，一篇“得意之作”。
不惧挑战并迎接挑战，化压力为动力或找压力作动力，这既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点之要求，更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永葆青春、拒绝落伍的生存奥妙之所在。
如果将上面的四个小插题合在一起，本文的主题是否更加明确和突出一点呢？
再挎宝刀学少年，精挑案例作奇传；
跟随采访非全部，双线著文胜旧篇。
至此，“体会”分享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