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为生命之源，在三面环沙的甘肃省民勤县更能切身感受。当我们看到一株株白杨树因缺水而枯萎，一亩亩良田因缺水而被沙化。便会不由得想到水，那么，水呢？水又在哪里？在民勤，无论是县长还是农民，天天重复的话题便是水。
由祁连山融雪汇流而成的石羊河水一直是民勤的生命之源。那曾是纯净的雪水，不仅灌溉了绿洲，也补充了地下水。可惜好景不长，早在五十年代，每年流入民勤的石羊河水，尚有5.43亿立方米，六十年代减为4.40亿立方米，七十年代变为3.22亿立方米，到八十年代成了2.28亿立方米，九十年代不足1.5亿立方米，到二000年只有近8000万立方米。由此可见民勤为什么缺水。
水量骤减，上游拦坝阻截更是雪上加霜。如今，石羊河上游已建成和在建的水库多达10多座，截流致使下游民勤水量逐年下滑。水文资料显示，石羊河流域上世纪50年代年径流量为17亿立方米，如今却降至八千万立方米以下。无奈的民勤人只能靠提引黄河水救急，甚至超采地下水维持生计，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
望着干渴死去的胡杨，民勤下游湖区农民悲愤地喊出“水库把我们逼上绝路”，而上游群众也有苦衷，来水减少，自身耕地灌溉都成问题，哪还有余水接济下游。
矛盾根源在于石羊河流域的“溯源开发”。石羊河由祁连山北麓八条支流汇聚而成，起初人类开发集中在下游水草丰美的湖区。但随着人口增长，开发逐渐向上游延伸，上中游人口增多、耕地扩大，用水需求大增。上游凭借自然优先权，围堵、引流下游河水，水事纠纷由此频发。
自明清以来，石羊河上游的武威和下游的民勤在引水问题上，便是争讼不断。最早记载的水利纠纷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洪水河案；其后，先后有羊下坝案、白塔河案等。从光绪七年甘凉兵备道台对洪水案的描述与判决可见一斑；原定洪水河五坝以下由民勤引水，五坝以上归武威引水，武威建在五坝下游的引水口应该铲除。但因为年事已久，原五坝坝址因河水冲刷，引水口节节上移，已无痕迹可查。而后来兵备道台铲除下游引水口的判决也未获执行，该处遂成为武威、民勤争执的焦点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仅原就铲除的水坝仍在堵水，而且1957年武威又能在下游新建一座引水坝，旧伤未愈又添新痕，两地矛盾并未缓解。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1962年，终于酿成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炸坝事件”。
1962年武威大旱，加上那个年代的水利设施一味贪多求大，上游修库围坝却忽视了配套工程建设。而一些农民又在泉源地区开荒，破坏了水源涵养林，水量减少使流域用水矛盾格外突出。而此时拥有用水优先权的武威却护着水渠不给民勤放水，流下来的水半路上又被武威截引到田里。时任民勤县长李玉新忍无可忍，为了民勤人活命，他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他为自己做了一口棺材装在卡车上，又装了一卡车黄色炸药，带着民勤人浩浩荡荡地向上游而来，准备炸坝放水，当时的武威专员公署发现及时，才制止了这起炸坝未遂事件。但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解决了的是县长李玉新的问题，被降职使用。
“炸坝事件”虽未遂，却引起了武威专署的高度重视，直接催生了“三县分水”方案。1963年，甘肃省委和武威专员公署召集武威县（现凉州区）、永昌、民勤三县协商，颁布了《用水问题规定》，明确丰水年和枯水年上游向民勤的调水量，并规定“武威不得堵坝，民勤不得挖泉”。
此后，民勤水事得到高层关注，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正式启动。勤劳的民勤人坚持不懈防风治沙，如今的民勤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县境内绿树成荫，瓜果飘香，县城里的民勤东湖成为大西北屈指可数的人工湖，轻舟泛波，游人如织，宛如江南胜景。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生活在当下的民勤人决不能忘记自己的前辈们治沙节水的奋斗历程。必须牢记生态治理的重要性，持之以恒、科学合理地建设家园，让这片沙漠中的绿洲永葆生机，让民勤的明天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