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后，我坐汽车由湘潭去衡阳，途中隐约看见一辆小车停在路旁，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围着小车来回地踱着。

这是谁呢？

一会儿，我看清了，那是叶剑英参谋长，立即让司机停车。

我下了车，见司机阿林正在车下检修，叶剑英表情焦急。

我急忙上前打招呼:“叶参谋长，您好！”

“老蒋来了，快看看我这车吧，又趴窝啦。”

“是！”我答应着，到车前一看是刹车油管坏了。

阿林看见我，喜出望外，从车底下钻出来。

我俩找来细铁丝和胶皮，把坏油管扎好。

然而刹车油漏光了，不能制车，我想起沈学贵师傅用水代替油的办法，可是身边无一滴水，就和阿林去找水。

我们走出很远也没见到一户人家，只好扫兴而归。

望着趴在路边的小车，再看看叶参谋长那着急的样子，我俩急得团团转。

我忽然脑海一亮，急中生智，想出用尿代替水，于是往刹车油管里尿了一泡尿，果真可行，便嘱咐阿林回去后将油管冲洗干净再装油。

外国有一塑像，言小孩撒尿退敌兵，我这里撒尿救小车，解首长之急。

现在回想起来还挺可笑的。

小车突突地发动起来了，望着修好的车，叶剑英高兴地说我是“汽车大王”。

我被他夸得满面通红。

长沙大火之前，我们把转移的物资大部分运到了衡阳郊外，放到一个临时的露天仓库里。

物资多数是药品和通信器材，没有苫布，只好用稻草苫好盖严。

撤到衡阳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这些物资运往桂林，任务很重。

为了及时完成任务，我去后又将交通班具体分了工，杨青山领两名战士看守物资，田学文和松波负责向桂林转运物资。

我们几个人夜以继日地奔忙在衡阳至桂林的运输线上。

一次，我跟车去衡阳仓库装运物资，正碰上去岳阳开会的周恩来，他在途中特意来到衡阳乡下，检查这个仅有三人的仓库。

我们激动地把他围上，高兴地说:“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同志们辛苦了！”

周恩来亲热地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

当他握住我的手，疼爱地看了一眼，问:“泽民，你也来啦？"

“嗯，来装货。”

“物资运走多少了？”

“快运走一半了。”

他赞许地点点头，说:“一定要抓紧，把物资尽快运走。”

然后他席地而坐，和我们几个聊了起来。

1938年冬，蒋泽民等人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接收南洋华侨捐献的抗战物资。左二为蒋泽民

他眨动着和善的大眼睛，关切地问:

“这里挺偏僻的，你们三个怎么解决吃饭问题？”

杨青山答: “我们自己用小锅做饭吃。”

“哈哈，开小灶了，你们都是成手的厨师啦。”周恩来说完笑了。

我们也笑了。

有个战士竟笑出了眼泪。

他收敛了笑容，亲切的目光从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掠过，认真地说:

“物资卸下后一定要放好，用稻草盖严，千万不要被飞机发现目标。你们人少，很辛苦，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放火烧物资，也要防止老鼠咬坏物资，防止物资生虫发霉，一定要看管好。”

他说到这儿把话停住了，脸转向我问:

“泽民呀，这些你们做到没有呀？"

“差不多吧。”我脱口而出。

“差不多不行，一定要提高警惕，既要防止敌人烧物资搞破坏， 更要防备敌人空袭。”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

周恩来话锋一转，又问:

“这里的群众知道有八路军吗？"

我们回答:“知道。”

周恩来点点头说:“这很好，你们要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借东西要还，买东西要付钱，和群众搞好关系。”

我们认真地听着。

我把这一段的运输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扼要的汇报。

他听完后从地上站起，带着我们围着货堆认真地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检查着，发现有的地方稻草盖的薄，就拿起地上的稻草又苫一层，一边苫一边说:

“敌人的飞机狡猾得很，发现一点疑迹就扔炸弹，你们工作一定要过细。”

这一言一行深深地教育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几个相互看了一眼，一阵红晕从脸上掠过，深深的敬意从心头涌起，暗暗下了搞好工作的决心。

周恩来要去开会，不能久留，我们恋恋不舍地将他送走。

有个战士眼里噙着泪说:“周副主席，您还能来吗？”

“能来，有时间就来看你们，好好工作！”

周恩来说完和我们握手告别。

周恩来离去后，我们马上改进工作，把货堆再次检查一遍，苫好盖严，不留任何蛛丝马迹，提高警惕，严守物资。

大约七八天后，日军出动40多架飞机轰炸衡阳，顷刻之间房倒屋塌，一片火海，将要修完的衡阳火车站都被炸平了，有的炸弹扔到大水泡子里，十几斤重的大鱼竟被炸出水面。

然而，我们这个露天仓库竟幸存下来。

敌机离去后，我们望着这些完好无损的物资激动地哭了。

有的人边哭边说:“这多亏了周副主席呀！是他及时指示我们工作要过细，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空袭。我们按着他的指示去办，才使仓库没有暴露目标啊！”

经过昼夜奋战，我们终于将衡阳的物资全部运到桂林，我们也随之转移到桂林。

1938年是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的一年，也是国民党主战场全面崩溃的一年。

这一年，国民党的中心城市随着溃退不断由华东迁向西南，一直迁到重庆。

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长江局)也要随之转移，为了联络友军，转运物资，开展统战工作，在沿途一些城市相继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或交通站。

继长沙、湘乡、衡阳、韶阳等办事处后，11月成立了桂林办事处，处长是李克农。

12月又成立了贵阳交通站，站长是袁超俊。

我们到桂林后住到办事处，地点在桂北路138号，继续转运物资和人员。

几天后，组织又派我带车到贵阳搞运输，并把在桂林的徐特立老人护送到贵阳。

我护送徐老来到贵阳交通站。

此时交通站刚刚成立，没有房子，站长袁超俊找到达德学校创办人，即王若飞同志的姑夫黄齐生老先生。

进步开明的黄老决定趁学生放寒假之机，把一部分校舍交给办事处用。

袁超俊把徐老安排到一个朝阳的教室里，派来一名公务员，并嘱咐我多关照徐老。

省、市一些老人得知徐老到来，三三两两前来探望。

于是，徐老到贵阳的消息很快传开，几天后，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前来拜访，把教室挤得满满的。

他们想了解延安，了解抗大，更多的人是把心中的困惑摆出来，那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到底能打多久？

抗日战争到底能打多久？这是广大群众最关切的问题。

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亲日派汪精卫就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爆发后，他又喊再战必亡。

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很快取胜，台儿庄战斗胜利后速胜论的调子唱得更高了，可是徐州战败后，随着正面战场的溃退，国民党当局也成了亡国论者。

这种“亡国论”和“速胜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

当时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部分人，也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轻视人民武装和抗日游击队。

为了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澄清人们的认识，1938年5 月，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方针，并根据中日战争的四个特点，科学地预见出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毛泽东这两篇文章先后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以后又印成单行本，在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散发。

被亡国论和速胜论扰乱了思想的人们，读了这两篇文章，如同久旱的禾苗得到了雨露，心明眼亮了，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

然而雨露太少了，在国统区，广大群众还是看不到毛泽东的文章。

我们汽车班每到一地，困惑的青年就围拢过来，问我们抗战到底能打多久？

我们就把印有毛泽东写的这两篇文章的小册子拿出来，让大家传着看。

但是这几本书太少了，满足不了大家的要求，于是我们就把群众召集在一起，让一名战士念书，大家抄书。

在桂林、衡阳，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如今在贵阳更要这样做。

找出几个教室，拿出几本书，组织大家抄。

这样既宣传了毛泽东持久抗战思想，又把徐老从围着的人群中解脱出来。

尽管如此，徐老还是从早忙到晚，应接不暇，有时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怕这样下去把他累坏了，请示徐老同意后，我们准备把他送到交通站在乡下的仓库。

由于衡阳和桂林相继遭日军轰炸，贵阳形势也很紧张，市民们天天搞防空演习，我们工作很不方便。

袁超俊请示周恩来后，决定我们交通班撤到乡下。

这样，我们和徐老一起来到郊外的农村。

在我们撤走的当天晚上，贵阳全城又搞防空演习，人们很晚才安歇。

翌日清晨，日军出动了30多架水上飞机向贵阳袭来。

警报声声拉响，可是疲乏的人们仅以为防空演习，没有在意，也没有隐蔽，太麻痹了！

当无情的炸弹呼啸着投下后，街道上血肉横飞，房倒屋塌，高大的楼房变为瓦砾堆，炸死炸伤的人们倒在血泊里，炸断的电线在空中摇曳，上面还挂着死者滴着鲜血的肠子，惨不忍睹。

这是衡阳、桂林、贵阳三个城市中被炸得最惨的一次。

如今回想起来真有些后怕，如果那天我们没有及时转移呢？

1938年末，上级来电报叫我回桂林，我急忙赶回桂林办事处， 接受新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