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小戴《礼记》虽然是由西汉大儒后仓的弟子戴胜整理成书，但所收大多是先秦流传下来的儒学典籍，少量是汉初儒者的著作。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

《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李学勤卷》

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蒐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古代《礼》多有记，今传本《仪礼》不少篇也附有记，因而先秦已有《礼》记是无疑的。不过，汉人所说《礼》记，内容实较驳杂，把许多不是直接申释《礼》经的文字也收进来了。小戴《礼记》中《别录》列为“通论”的部分，如《檀弓》《礼运》《学记》《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以及《大学》《中庸》《缁衣》等等，尤其如此。[1]

在这些“通论”中，与孔子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直接相关的是《大学》和《学记》。《大学》是曾参及其弟子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建构，笔者已撰文申论，此不赘述。而《学记》则是孔子后学对孔子教学思想的系统阐释，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下面就《学记》所论“教”与“学”两各方面的思想与孔子教学思想的联系做一比较，以加深对《学记》所阐释的孔子教学思想的认识。至于《学记》究竟是何人所记，因资料缺乏，暂不讨论。

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曾说：“《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其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无可议者。”[2]《学记》确实如程颐所言，传达了孔子教学思想的许多意蕴，即所谓“传圣门绪余”。

启功书《礼记•学记》

如果说《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是孔子后学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建构，偏重于宏观的层面，那么，《学记》则具体地阐释了孔子关于“教”与“学”的思想内涵，偏重于微观的层面，二者共同构成了孔子教育思想的宏伟大厦和细致景观。

任何教育活动都涉及教与学，《学记》首先反映了儒家对教学的重视，其开篇即云：“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敎学为先。”[3]

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作为古代君王的治国方略，可以从孔子的思想中找到源头。《论语·尧曰》载孔子回答子张“何如斯可以从政”时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当子张追问“何谓四恶”时，孔子回答：“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4]

将执政者“不教而杀”作为“四恶”之首，表明了孔子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

《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5]在孔子看来，让老百姓富裕是对从政者的基本要求。而对富裕的老百姓进行教育，同样不可缺少。

《论语集注》

孔子还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6]。强调使用民力必须先行教育，不进行教育而用民力，是一种背弃民众的行为。孔子曾对曾参说过：“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7]

所有这些，都意在说明有国者不能不重视教育，教育是从政的基本手段。因此可以说，《学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其实来源于孔子。

教育既然如此重要，而制度化的教育是通过学校来进行的，学校教育离不开施行教学的教师，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做教师就成为教育成败的关键。

《学记》中明确提倡要慎重选择教师，其有云：“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惟其师’，此之谓乎！”

“择师不可不慎”是《学记》提出的重要思想，甚至引用“三王四代惟其师”作为证明。这种思想其实包括两层涵义：

一是个人或社会选择教师要慎重，一定要选择适合的人做教师；一是想做教师的人一定要使自己达到教师的要求，不仅“知美恶”、“能博喻”，而且还要有“为长”“为君”的追求与能力。应该说，这两方面的思想在孔子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中都有所反映。

一方面，孔子之所以能够创办私人学校，成为“万世师表”，正是社会选择的结果。

孔子纪念邮票

当时私人办学的并非孔子一人，而办学成功的却并不多。来自各诸侯国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自愿拜孔子为师，追随在他的左右，其原因是孔子为当时最称职的教师。

例如，颜回曾经这样评价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8]

当子服景伯告诉子贡，说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诸大夫讲子贡比孔子贤能，子贡不同意这样的议论，他的回答是：“譬之宫墙，赐（子贡名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当

陈子禽称赞子贡谦虚，说孔子并不比子贡高明时，子贡回答是：“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9]

宋刊本《论语注疏》

孔子弟子们对孔子的评价如此之高，内心如此服膺，正是因为孔子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做教师的标高。虽然个人或社会择师很难遇到像孔子这样的教师，但以孔子为教师的理想标准则是完全应该的，也是有必要的。《学记》强调“择师不可不慎”，正是孔门弟子们择师的经验之谈。

另一方面，作为教师，也应该为自己选定一个正确的目标，以使自己达到可以作为教师的条件。

“至圣先师”孔子是自学成才的，他有明确的追求目标，然而，这样说并非表示孔子没有老师，只是说他没有固定的老师，而是以一切贤于自己的人为师，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值得其他人学习。

例如，孔子向老子问礼、向师襄学琴、向郯子请教鸟官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论语》载孔子“入太庙，每事问”[10]，便是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1]的最好注脚。

当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是否知道孔子的学问从哪里来的时，子贡回答：“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2]即是说，周文王、武王以来的文化传统，在当时的社会上还有人传承，孔子以这些传承周代文化传统的人为师，所以才有了这样丰富的礼乐文化知识。

或者换一种说法，孔子是以周代礼乐文化为师，向一切学有专长的人学习，拜他们为师。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学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3]；“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4]。正是这样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成就了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荣耀。

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

一般说来，广义的教学活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人不身在其中。然而，制度化的教学活动则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发挥着主导和核心的作用。这是《学记》反复强调的思想，也是《学记》重点论述的内容。《学记》主要讨论的是关于大学教育，其中涉及“大学之道”、“大学之法”、“教之大伦”以及教学原则、目的、要求、方法等项。

《学记》论“大学之道”云：“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这是对周代以来的大学教育的基本概括，包括学校学制、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在儒学典籍《周礼》《礼记》《论语》《左传》《孟子》中都有反映。而孔子所办学校正是大学层次[15]，自然参考了“大学之道”，弟子们耳濡目染，将其记录在《学记》中，是顺理成章之事。

关于“大学之法”，《学记》云：“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顺也），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敎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顺也），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敎之所由废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

《礼记正义》

这是从正反两方面阐释大学教学的基本法则以及教师应该具备的素养，许多思想都可以看到孔子的影响。

例如，“当其可之谓时”，“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便是《论语》首章孔子所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的通俗说法；“相观而善之谓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便是《论语》首章孔子所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具体说明。孔子关于学必以“时”、“敬业乐群”的思想对后来的教育理论有着重要影响，《学记》只是具体阐释了这些思想。

关于“教之大伦”，《学记》云：“大学始敎，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孙（顺也）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敎之大伦也。”

伦，理也，序也。所谓“七者，教之大伦也”，是说以上七件事——敬道、官始、顺业、收威、游志、存心、不躐等是大学教学的主要路径和基本程序。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学教学的路径和程序只有以上七事。

这七件“大伦”是西周学校教育慢慢积累起来的经验，有些已经形成制度，孔子学校教育对此有所继承和发展。例如，孔子要求弟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6]，“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7]，“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18]，就和上述“教之大伦”的“敬道”、“官始”、“收威”、“游志”等有着思想上的联系。

“长善救失”是《学记》对教者提出的具体教学要求，其有云：“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礼记正义》

孔颖达认为，“失则易”即孔子所云“学而不思则罔”，“失则止”即孔子所云“思而不学则殆”，即其说源于孔子的思想。而所谓“长善救失”，《学记》举例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敎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孔颖达以为“使学者和易以思是长善，使学者无此四者之失是救失，唯善救者能知之”[19]。

《学记》对“长善”的要求，主要是希望教者能够使学者立志，而“志于学”一直的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要求，《论语》中多有记载。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0]他还以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21]现身说法，指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22]，鼓励弟子们立志学习。

“因材施教”是《学记》重点论述的具体教学原则，其有云：“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舎之，可也。”这也与孔子提倡的教育原则是一致的。

冯远绘《孔子授徒》

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23]宋张栻解释说：“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敎，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语之，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进于高远也。”[24]

张栻认为，孔子的这番话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即按照不同的教育对象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学记》反对那种不顾学生实际而强行施教的做法，指出：“今之敎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敎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一作拂）。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敎之不刑（成也），其此之由乎！”

教者在那里自说自话，向学生灌输那些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全然不管学生是否感兴趣，是否有收获，这肯定是不成功的教育，即使学生学完了规定的内容，很快也会忘掉。《学记》反对这种教学原则，而这种教学原则显然也是不符合孔子的教育思想的。

此外，《学记》对于具体的教学方法也有自己的主张，其有云：“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对于这段话，宋人方慤有很好的解释，他说：“敎主乎道，喻形乎言。然道未尝不资乎言，言未尝不本乎道。敎无非喻也，喻无非敎也，故下有独言善喻者，或独言善敎者。君子之敎喻也，道之使有所尚，而弗牵之使从，则人有乐学之心；强之使有所勉，而弗抑之使退，则人无难能之病；开之使有所入，而弗达之使知，则人有自得之益。以此三道而喻人，故曰可谓善喻矣。若孔子‘循循然善诱人’，所谓道而弗牵也；于互乡童子，‘与其进不与其退’，所谓强而弗抑也；‘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所谓开而弗达也。”[25]

清康熙间刻本《礼记集注》

这里不仅解释了《学记》的思想，而且讲清楚了《学记》与孔子思想的关联，值得大家参考，我们就不再饶舌了。

教与学本是一事之两面，孔子教育思想中不仅有教学思想，而且也有学习思想。《学记》不仅对孔子的教学思想有系统的阐释，对孔子的学习思想也有积极的发挥。

首先，《学记》认为“教学相长”，教师并非永远是教者，在教学活动中有时也会成为学者，因为教与学是一种辩证关系。

其有云：“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㫖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敎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敎学相长也。《兑命》曰‘学（教）学半’，其此之谓乎！”

郑玄注云：“学则睹己行之所短，教则见己道之所未达。自反，求诸己也；自强，修业不敢倦也。学（教）学半，言学（教）人乃益己之学半。”

郑玄注《仪礼》

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学然后知不足也者，若不学之时，诸事荡然，不知己身何长何短；若学，则知己之所短，有不足之处也。教然后知困者，不教之时，谓己诸事皆通；若其教人，则知己有不通，而事有困弊，困则甚于不足矣。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者，凡人皆欲向前相进，既知不足，然后能自反向身而求诸己之困，故反学矣。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者，凡人多有解（懈）怠，既知困弊，然后能自强学，其身不复解（懈）怠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者，谓教能长益于善，教学之时，然后知己困，而乃强学之，是教能长学善也。学则道业成就，于教益善，是学能相长也。”[26]

应该承认，“教学相长”是非常深刻也是非常进步的思想，它既指向教师，也指向学生。事实上，教师在教学之前以为自己明白的东西，在施教过程中，尤其是在学生问询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先前的认识并未到位，还有一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这会促进教师自己的学习思考。

这样，教者就变成了学者。而当教者变成学者，他与学生的交流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就更能体会学生的处境和求学的心情，这不仅有利于教学，也有利于教师的提高和学生的成长。

《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27]

孔子赞赏子夏的提问启发了他，说他可以与子夏探讨《诗》的问题。这是“教学相长”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孔子曾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28]从孔子的话里，是可以领悟出“教学相长”的道理来的。

阎立本绘《孔子弟子像》局部

因此，孔子弟子曾参说：“吾不见好学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见好教如食疾子者矣。”[29]“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则无闻矣；七十而无德，虽有微过，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30]这些认识，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关于教与学的辩证思想，同样值得重视。

当然，作为学生，自然不会明白“教学相长”的道理，也不可能体会“教学相长”的好处，但在懂得了“教学相长”这样的教育理念的教师的教育下，学生们一定会有对于教师的发自内心的尊敬，以及对于教师所体现的师道的尊敬。

因此，《学记》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师道尊严”的问题，其有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大戴礼记解诂》

所谓“师严然后道尊”，如果与“教学相长”对看，与孔子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31]互参，我们就能理解，“师道尊严”首先是教师对自己要有严格要求，使自己合于师道，然后是教师对学生要有严格要求，使其立志为学，合于学道，这样，师生们就成为了儒家思想文化的践行者，从而能够达到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

《吕氏春秋》载：“曾子曰：‘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夫无父而无师者，余若夫何哉！’此言事师之犹事父也。”[32]

曾参将教师与父亲相提并论，凸显的是“师道尊严”，“师徒如父子”于是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经典命题。正是孔子弟子对于孔子的尊敬和爱戴，使他们对于“师道尊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这是需要我们细心体会的。

尊师重教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前提，然而，真正能够学有所成，最根本的不是靠教师，还是要靠学生自己。

所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学生求学，除了择师，最重要的就是立志。

《学记》对于立志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其有云：“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学记》作者以学为裘、学为箕、学驾车为喻，说明立志对于学习的重要，强调君子应该以学为本，因为学习是让一个人成为君子的源头活水。这样的思想，自然也可以从孔子那儿找到思想依据。我们在上文“长善救恶”中已有说明，此不赘述。

《音注礼记》

这里再引孔子强调立志的言论，以加强我们对立志重要性的认识。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33]；“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34]；“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35]。

孔子弟子们也都知道学习要立志，如曾参便说：“君子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闻，则广大矣。高明广大，不在于他，在加之志而已矣。”[36]表明孔子后学都明白立志对于学习的重要。

当然，仅有立志是不够的，要真正学有所成，必须热爱学习，乐于学习，将学习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才能真正达到所期望的学习目标。

《学记》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其有云：“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

《礼记郑注汇校》

强调“乐学”对于学成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保证学生有持久的学习动力，有满意的学习效果，在离开教师后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而不至于返回到未学之前的水平。

对于“乐学”的重要性，孔子有过论述，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37]不仅强调学习是快乐的事，而且强调与同学切磋交流也是快乐的事。[38]

孔子还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39]对于颜回的“乐学”，孔子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弟子中最为“好学”之人，并且感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40]

又说：“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41]而孔子自己就是一个“好学”与“乐学”相统一的典范。宋代学者们正是在“寻孔颜乐处”的氛围中推动了儒学的复兴，由此亦可见“乐学”之重要。[42]

“乐学”固然重要，“善学”也不可忽视。《学记》也同样重视“善学”，其有云：“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

需要指出的是，孔门儒学所主张的“学”，从来不局限在书本知识，反而更强调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孔子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43]其弟子子夏则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44]

因此，孔子后学一直将“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作为“善学”的基本内涵。

《说苑校证》

据《说苑》记载：“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吒之声未尝至于牛马；宣说（悦）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悦）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悦）之，学而未能。宣说（悦）此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参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45]

公明宣认为学习不是死读书，而是学做人，他向曾参学习，正是要学习曾参的为人。这一思想无疑是儒学的正统思想，所以得到曾参的肯定。

“善学”包含“善问”，这也是孔子教学的一个传统。《论语》记载了许多孔子弟子对孔子的提问，孔子往往有问必答，而且孔子的回答都是针对提问对象的自身的特点，绝不雷同，更不敷衍。

中华书局本《论语正义》

孔学的这一传统也被孔子弟子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学记》中也有反映。其有云：“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乆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这与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46]

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孔子弟子曾参在回答其弟子“夫士何如则可以为达矣”的问题时说：“不能则学，疑则问，欲行则比贤。虽有险道循行，达矣。”[47]

又说：“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惟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48]

曾参对学习方法的思考所发挥的正是孔子的教学思想。

孔子逝世后，“儒分为八”，以曾参为代表的儒家一派对孔子的教育教学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传为曾子所述其弟子所记的《大学》、传为曾子弟子子思所作的《中庸》，便体现了这种继承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发展最为深远的儒家流派，唐宋以后甚至被认为是真正继承儒学正统的学派。

《四书集注》

从《学记》所体现的思想倾向而言，其与《大学》《中庸》比较一致，说它是曾子、子思一派所为，大概离事实也不会太远吧。

注释：

[1] 杨朝明主编：《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李学勤卷》，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281页。

[2] 卫湜：《礼记集说》卷首《统说》，《四库全书》本。

[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十六《学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1页。为节省篇幅，下引《学记》原文不再注。

[4]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十《尧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35页。

[5]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三《子路》，《十三经注疏》本，第2508页。

[6]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三《子路》，《十三经注疏》本，第2508页。

[7]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一《王言第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页。

[8]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子罕》，《十三经注疏》本，第2490页。

[9]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九《子张》，《十三经注疏》本，第2532—2533页。

[10]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三《八佾》，《十三经注疏》本，第2467页。《乡党》所载同。

[11]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五《公冶长》，《十三经注疏》本，第2474页。

[12]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九《子张》，《十三经注疏》本，第2532页。

[13]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九《子张》，《十三经注疏》本，第2531页。

[14]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四《里仁》，《十三经注疏》本，第2471页。

[15] 参见拙作《关于孔子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暨南学报》1998年第2期。

[16]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81页。

[17]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十三经注疏》本，第2487页。

[18]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雍也》，《十三经注疏》本，第2479页。

[19]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十六《学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23页。

[20]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四《里仁》，《十三经注疏》本，第2471页。

[21]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十三经注疏》本，第2461页。

[22]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五《公冶长》，《十三经注疏》本，第2475页。

[23]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雍也》，《十三经注疏》本，第2479页。

[2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三《雍也》注引，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2版，第89页。

[25] 卫湜：《礼记集说》卷八十九，《四库全书》本。

[2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十六《学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21页。

[27]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三《八佾》，《十三经注疏》本，第2466页。

[28]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82页。

[29]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五《曾子疾病第五十七》，第108页。

[30]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四《曾子立事第四十九》，第89页。

[31]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四《宪问》，《十三经注疏》本，第2512页。

[32]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四《孟夏紀第四·劝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0页。

[33]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四《里仁》，《十三经注疏》本，第2471页。

[34]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81页。

[35]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8页。

[36]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五《曾子疾病第五十七》，第108页。

[37]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7页。

[38] 参见拙作《打开孔子教育思想的锁钥——〈论语〉首章发覆》，《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4期。

[39]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雍也》，《十三经注疏》本，第2479页。

[40]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雍也》，《十三经注疏》本，第2478页。

[41]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子罕》，《十三经注疏》本，第2491页。

[42] 参见拙作《再寻孔颜乐处——以颜回为中心的考察》，刘怀荣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43]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8页。

[44]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8页。

[45] 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二十《反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9—530页。

[46]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82页。

[47]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五《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第103页。

[48]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四《曾子立事第五十七》，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