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10日，随着中朝人民军队陆续将部队展开在临津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进行防御，并积极主动的出击敌人，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见占不到什么便宜，于是停止进攻。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至此落下了帷幕。
经过五十多天激战，志愿军总计歼敌8.2万人，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自身伤亡也在7.5万，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军此战取得的胜利不够圆满。
当然，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情是，志愿军第三兵团60军180师被敌人包围，险些全军覆没。
同年7月，志愿军180师上报给志司《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
“该师负伤1616人，阵亡456人，情况不明5572人，目前全部实力有4000余人。”
一个师被敌人全建制的包围，这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来，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彭老总后来也把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列为平生四大败仗。
一志愿军60军180师怎么会被敌人包围，这其实从志愿军总结第五次战役就能看出来。
“这次战役由于发起时间提前，准备比较仓促，战役歼敌目标企图过大，进攻纵深过远，志愿军伤亡较大，因而取得的胜利不够圆满。”
毫无疑问，180师后来被敌包围，就是因为挺进纵深过远导致的。
为什么会出现部队过分挺进的问题，这也主要是和开战之前，指挥人员盲目乐观因素所致。
1951年1月25日，为了制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攻势，争取国内援军抵达战场，志愿军联合朝鲜人民军发动第四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我军虽然有较大损失，但却实现了战前的目标。
不过，随着几战落幕，我军后勤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可在当时情况下，我军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这一难题，因而造成了后来发起第五次战役过于仓促。
随着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第三、第十九以及第九兵团来到一线，陆续替换了首批入朝的六个军，我军整体实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加上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计划发动新一轮的攻势，从中朝人民军队侧后方向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推进到平壤、元山一线。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军 不得不制定新的战役计划，以打击即将进攻的敌人。
只是在当时，志愿军却忽略了另外一个致命的因素——敌人的成长。
1951年4月11日，因因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的策略与杜鲁门不符被撤职后，李奇微接替其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毫无疑问，李奇微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从第四次战役的时候，李奇微就发现，志愿军的攻势只能维持一个礼拜左右，后来他意识到，这是我军后勤上的问题，即部队作战所携带的物资只够维持一个礼拜，于是在施行空中“绞杀战”的同时，对地面战术也做出了改进，即愿军进攻中夜间穿插时采取节节撤退的战法，然后等我军后继无力时，在发动反扑，即“磁性战术”。
不仅如此，李奇微还注意到，我军夜间穿插最多只走20公里，所以他命令前沿部队，也只是撤退至20公里之外，等到第二天白天，我军所在的位置恰好是敌预设阵地所在地。
更为关键的是，李奇微发现志愿军火力差，攻坚能力薄弱，即使达成穿插突破，也会因补给困难而难以深远前进。所以坚决命令前沿部队固守，以等候援兵。
李奇微的这套战术，在第五次战役时给我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二当然，至少是在开战前，志愿军全军上下对敌人这套战术认识不足。
这其中甚至包括彭老总。
早在1951年3月上旬，彭老总便有意在三个兵团抵达一线后，迅速发起第五次战役，给敌以沉重的打击，加上当时志司通过情报关系得知，美军为了配合正面进攻，很可能要重演仁川登陆，对第五次战役的推动就更加热衷。
几乎是在很短时间里，志司就形成了第五次战役的计划方案，尽管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战役计划略有调整，但并没有影响大的局面。
本来在原定计划中，是在4月25日以后发动作战，以给我新入朝的作战部队熟悉战场的时间。
不过，因情报消息传来，美军计划重演“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也促使彭老总下定决心提前几天发起第五次战役，最好提前至4月20日。
1951年4月6日，志司召开党委会，会上除了传达中央指示外，还对进行第五次战役进行了讨论，最后形成一致建议：
“如果正面进攻之敌进展快，我则于4月20日左右实施战役反击，如界我军防御部队能继续顶住敌人的进攻，拖延时间，使敌进攻速度减慢，我军即予5月上旬实施战役反击。”
彭老总的提议也引起了各方面的争论，至少是志司作战处认为，4月20日部队只能赶至预定地区，距离进攻阵地尚有距离，要求仍然按照原计划的4月25日。
彭老总也没办法，只好召集各兵团开会讨论。
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的杨迪时隔多年后，曾就此次会议时的场景做了忠实记录。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整个会议中，只有时任三兵团副司令员的王近山斗志高昂，当时三兵团司令员原本是陈赓，但陈赓因为伤病原因，并没有在一线，王近山暂代兵团司令员一致，
奇怪的是，其他几位兵团司令员，诸如宋时轮、杨得志均一言不发。
王近山在会议上甚至拍着胸脯表示：
“我们一个兵团消灭美军一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有活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邓华只是委婉的提了一句“美军不好打”正准备就前四次战役做一次总结时，就被彭老总打断，邓华也就没有再劝。
“当时的氛围太过乐观。前四次战役总共也就抓了5300个俘虏，而且是全部联合国军，韩军占大多数，你一口气就要抓5000！怎么可能嘛。”
杨迪多年后回忆起那场会议，认为开的有些过于乐观，当然与会的几位兵团司令之间默契的没有开口，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
杨得志一言不发或许可以理解，毕竟他也才是上朝鲜战场，但宋时轮也一言不发就很奇怪，毕竟他已经打过两次战役，有着很丰厚的经验，至少是心里清楚美军不好打，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杨迪后来分析：
“志愿军的副司令员们与新来的兵团司令们，他们在国内解放战争后期都是兵团司令或副司令，彼此都是在一个等级上，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将，在当时情况下，志司几位副司令员想要说服他们，是说服不了的，因此，也就不便多说什么，以免他们误认为是对他们的傲慢。”
当时在会上，杨迪就拉着解方（时任志愿军参谋长）说：
“现在各兵团所辖的各军、师，4月20日还只能到达进攻出发地，距离冲击出发阵地还有二三十公里，炮兵还没有进入发射阵地，各军、师与炮兵的步炮协同的具体实施计划还没有拟制好，这怎么能发起进攻呢？”
解方悄悄对他说：
“你看会上的气氛，连邓副司令说的话，他们都没有听进去，洪、韩副司令都不便说话，我怎么说，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杨迪多年后谈起这件往事时曾称，杨得志其实也不赞同如此仓促的发起第五次战役，十九兵团64军军长曾思玉在战前就忧虑的反映过，部队还没有全部进入攻击位置，炮兵没有跟上来，要求多准备一天时间，杨得志接到报告，也只是无奈的说了一句：
“你不要再说了，按我的命令执行。”
三果不其然，从第五次战役一开始，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就在不住的后撤，当时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作战一路平推，都很顺利。
然而顺利的背后也有一丝诡异，就是我军一路进攻，缴获与俘虏都很少。
三兵团的情况就更糟糕一些，因为一路打的都很顺利，三兵团冲的很猛，完全没有预料到，敌人是在用战术。
打仗损耗多、战果少，三兵团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受到了志司批评。
1951年5月20日，中朝人民军队结束第一阶段作战，全军主力转移至三八线南北地区休整，为了给全军休整争取时间，志司下令，要求每个兵团至少留一个师或者一个军的兵力进行运动防御作战。
5月22日黄昏，39军、15军后撤。没想到第二天，美军就集中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实施全线反扑。
因对敌人的反扑估计不足，以至于我军根本未能阻止起有效的运动防御。
60军180师深陷敌人重围也是在此时期。
三兵团整体在第五次战役期间损失也很大，60军第180师损失了7000余人，战后仅剩4000人，12军也损失了一万余人。
1951年6月25日，志愿军党委在驻地召开第五次战役总结会议，彭老总主动承担了责任：
“第5次战役一是打得急了一些，二是口张得大了一些，三是打得远了一些。”
当然，针对三兵团的问题，彭老总先是表扬，三兵团的第12军第31师第91团打得最远，但同时又批评60军丢掉一个师的战况。
王近山在整个会议间隙一言不发，心情很是沉重，特别是彭老总宣布，要把180师师长撤职查办，并取消番号的时候。
据说时任三兵团司令员的陈赓一听说消息后，也急的不等痊愈就到了朝鲜战场。
王诚汉后来也回忆：陈赓那次是动了真火。
可即便如此，陈赓到了朝鲜战场后，也并没有一味的狠批王近山，他还要安抚整个志司的悲怆的情绪，并且还要亲自赴三兵团去整顿部队。
在陈赓努力下，60军180师并没有被撤销番号，对180师师长郑其贵只是撤职，并没有送交军法处置，而是将郑送回国内，还分配到东北某军分区或某单位任副职。
韦杰被调回国后，老军长张祖谅（因为胃病原因没有入朝参战）被重新请出山，后来指挥60军打了次翻身仗，不过这就都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