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建山

刘钺，字子威，1906年6月19日出生于右玉县杀虎口。刘家世代为商，虽然有过生意兴隆的时期，但后来家境因时代变迁而逐渐衰落。幼年的刘子威聪慧好学。六岁入本地私塾读书，后考入右玉城高小。他深知读书时光的可贵，加上天资过人，故学习快速进步，不论月考、期考，总是名列榜首。一次县长黄骥到校巡视，偶见他作文语句精辟，蝇头小楷工整秀丽，大加赞赏。当黄县长了解到他家境贫窘，有辍学危险时，破例让庶务科拨款资助其在校攻读，由此更加激发了他求学上进的志气。在读罢大同师范后，于1927年重赴京应考，因北大暂不招生，故而考入北京协和预医班，次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当时规定国文满40分即可录取，而他的成绩是83分，以此足见先生学习功底的扎实。可以说，良好的家教和贫寒的家境对刘先生青少年时求学上进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青年时期的子威先生在学业上孜孜不倦，但却不是那种“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是属于接受新思想、顺应新潮流的新青年。

1928年寒假时，刘子威先生与同学刘治汉等返乡途中住在云阳堡。在店里发现住着四五十辆牛车，经打问才知赶车的路过左云时被马警把炭本、路费全部搜去，故被困在店中。二人听罢十分愤慨。连夜代书状纸，天明后率众面见左云县县长告状，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迫使马警当众认错赔礼并包赔了乡民的损失。同年冬，刘先生听到家乡父老反映当地官吏欺压百姓、聚赌宿娼的种种劣迹后义愤不已，便联合旅外学生召集群众数百人，把民愤较大的杀虎口关税局长、稽查处长、电话局长、区长扭押到场，列数其种种罪迹。在社会舆论支持下，迫使县府把上述官吏全部撤换，四乡群众莫不拍手称快。

1928年春，刘先生还积极安排了对右玉县长石钧的公开斗争。借三月十八庙会之机，联合右玉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当众列数了石钧的斑斑劣迹，导致山西省政府被迫委派尉钟灵接替了石钧的县长职务。这件事在全县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先生在晚年忆及上述几次斗争时说，这仅仅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是青年学生受大革命影响而开展的自发斗争，尚无明确的政治目的。

刘子威先生在北大经济系才华出众，深得蒋梦麟校长的赏识，拟派往日本留学，因时事顿变而未成行。先生接受进步思想的脚步从未停顿，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偶遇武新宇（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过长谈后，更加坚定了研究《资本论》的信心，从思想深处逐步弄懂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根源以及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九一八”事变后，当局采取不抵抗主义，将东三省拱手交给了日本人，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北大学生会于同年12月1日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一致同意组织南下示威团，以迫使政府对日宣战。会上选出17人组成的领导机构，刘子威就是其中之一，分管纠察保卫工作。在列车上，他把混上车监视学生行动的特务关舒驱逐下车，从而保证了学生行动的安全。在南京，刘先生和千家驹执笔起草《告全国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学生们打出“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和“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的大旗，举行了示威游行。在激愤中，学生们砸了国民党市党部，捣毁了外交部和中央日报社。并当面驳斥了朱家骅、张群、陶百川、陈铭枢等国民党要人对学生运动的诬蔑之辞。其间，北平、南京、上海、武汉、济南等城市的学生、工人、市民相继罢课、罢工、罢市。刘先生在整个学运过程中，昼夜操劳、废寝忘食，付出了许多心血。

通过社会实践，刘先生更深地体会到宣传舆论工作的重要。南下结束后，他和北大的山西籍同学办起了《西北论衡》杂志并担任编辑。杂志常以杂文的形式抨击阎锡山的统治。阎则出于他的政治需要，使出“打”和“拉”的两手策略。在放风说要暗杀刘子威的同时，又派出说客当面说他是山西不可多得的才子，只要能为阎政权服务，便可以委以要职云云。对此，刘先生断然回答：“要杀随便，本人绝不做奴才的奴才！”

1934年7月，刘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翌年就教于天津商学院。在授课同时仍念念不忘国耻民忧。七七事变后毅然弃教，从事了抗日救亡的新闻事业。用先生的话说，就是“书生奋战，唯有一笔”。全面抗战初期，刘子威先生在西安办起了《西京平报》并亲任主编。当时风云乍变，先生执笔先后写出了《论抗战前途乐观》和《苏联终必胜》两篇社论，起到了鼓舞民心的作用，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国内争民主、反内战的运动此起彼伏日益高涨。刘先生的老友杜任之、秦丰川（均是共产党员）创办了《民生导报》，创刊词《民主与科学》即出自刘先生手笔。作为社长兼总编的子威先生，为促进国共和谈，反对内战做了大量工作。经三起三落反复斗争后，《民生导报》被查封。先生又应邀到傅作义总部文委会搞新闻工作，参与策动了傅部的起义，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1949年5月，刘子威先生辗转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经杜任之介绍，应邓初民聘请回山西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经济学研究生导师等职，其间发表过许多很有见地的经济学论文。先生通晓英语，参与了《富豪与超级富豪》《欧洲经济地理》等巨著的翻译工作。个人翻译的《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译法严密而科学，得到了中央编译局的充分肯定。胡乔木曾批示：“重新出版《反杜林论》时，要吸收刘子威先生的译法”。

刘子威先生晚年为国家改革开放治理整顿而欣喜不已。1982年撰文提出：“我国综合大学经济系应当从实际出发，既吸收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的科学成果，也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基本原理方面的先进理论和技术，兼收并蓄洋为中用。这样才能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大学经济系。”1984年又撰文指出：“迎接新技术革命，必须首先重视智力开发。关键在于人才、经费的合理使用。人才既要从小、中、大学培养，又要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使用；既要根据经济发展增加教育经费的预算比例，又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1987年提出这样的主张：“高校发展方向应以老校挖潜为主。综合大学较单科大学具有各学科相互支援、互相渗透的优势。世界学术潮流是由分而合，边缘科学和创造发明往往出自这类学校。做综合大学从挖潜做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些设想和建议对人才培养、高校发展方向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87年，先生以经济学权威教授的身份，担任了山西省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亲自审阅论文一百多篇。一位耄耋之年的学者对工作仍有如此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刘子威先生是山西著名的书法家，曾担任过省书法协会理事，作品多次参加过国内外展览评比。1988年，泼墨挥毫书竖轴两幅参赛，荣获全国老年人“长城杯”书法大赛一等奖。他一贯康健，八十高龄仍耳聪目明。1987年被评为全省十位健康老人之一，省体协曾赠《松龄鹤寿》一帧。

1984年夏，刘子威先生应右玉县政府邀请，同其他专家一道参加右玉县举行的发展经济论证会。他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十六字方针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论文，对右玉县发展经济的方针做了充分的论证。回到杀虎口看望了分别多年的乡亲，写下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荒坡秃岭一片绿，山河依旧面目非”的诗句。

刘子威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曾任民盟山西大学支部主委。曾当选为太原市人大代表和市人委会委员。1976年后，任民盟山西省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民盟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山西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常委。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主动为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和现代化献计献策。

刘子威先生还担任过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顾问，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山西省《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诗词研究会会员，省外贸学会、劳动协会、孔子研究会、老年人书法研究会等组织的顾问。在漫长的岁月中，他热爱祖国，追求进步，探索真理，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我国我省政治经济理论的繁荣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1989年5月2日，刘子威先生以八十三岁高龄因病逝于太原，一颗我省乃至我国学术界的明星就此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