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有很多，但能在外事领域熠熠生辉的却寥寥无几，而能代表当时的官方政权站在国际舞台上为古老文明的华夏大地发出属于自己声音的人，则更是凤毛麟角，郭泰祺恰好是“符合条件”的这样一位少数。
提到这位民国职业外交官，往往很少有人会持有什么深刻印象，毕竟相比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振臂一呼和宋子文、王世杰等人因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被千夫所指的表现，他的确没有什么能“彪炳史册”的亮点。
曾参与巴黎和会的民国外交家顾维钧
更何况，郭泰祺本人在老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多次加入以汪精卫为首的“粤系集团”，成为汪精卫得力干将之一的同时，也让一向疑心深重的老蒋颇为忌惮。尽管品行端正的他并没有随着汪精卫变节投敌的附逆之举而动摇外交立场，但因此前的关系渊源，郭泰祺仍不可避免的面临着被监督制约的命运，而这，也恰是他走向职业外交生涯巅峰的开始。
1941年4月2日，郭泰祺被老蒋任命为民国政府外交部长，成为自孙中山创立广州国民政府以来的第10任外长。按常理说，在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时出任外事领域负责人，应当是肩负重大责任的临危受命之举，但在郭泰祺身上，却有如一场精心策划后未达高潮便匆匆落幕的戏剧。
自当年6月30日郭泰祺由驻英大使身份回国就任外交部长，至12月23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被当众罢免职务，可供他施展才华的时间总共不过半年，这自然不免引起世人的诸多猜测和怀疑，毕竟一个“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外交大员在内有纵横捭阖之能，外有不辱使命之功的情况下匆匆“跌下神坛”，于情于理似乎都难讲得通。
担任驻英大使期间的郭泰祺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把目光聚焦到郭泰祺的前任王宠惠和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果夫二人身上。众所周知，王宠惠所属的政学系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组织的“cc系”是国民党内两股实力相当却又不乏明争暗斗的派系势力，在这种客观存在的斗争规律影响下，王宠惠与陈果夫二人虽不至于水火难容，但也很难找到共同利益点。
及至1941年初，王宠惠与陈果夫领导下的中央党部矛盾已愈演愈烈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老蒋也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换将”抉择，相比于自己倚重的“四大家族”之一陈家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和历史贡献，被更换的一方自然而然的就成了王宠惠，毕竟“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也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
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陈果夫
当然，老蒋心目中最属意的另一位“继位人选”王世杰也被陈氏兄弟毫不留情的回绝了。不仅因为他与王宠惠同出政学系统，更因此前在教育改革中双方对部分高等院校教育地位的调整之争所致，总而言之，陈立夫和陈果夫对提名王世杰为外长人选表示出了强烈抗议，并因此向老蒋提出了三项颇具挑战意味的建议，即新任外长人选须有丰富的党内履历、职业外交生涯和英美外事经历，这样一来，王世杰自然被排除在外。
为了让老蒋摆脱陈氏兄弟的“高门槛”限制而避免尴尬境地，也为了争取自己在党内的更多实力筹码，王世杰“强势推出”了自己的业内好友、时任驻英大使的郭泰祺。客观来讲，郭泰祺既有着近30年的党龄和职业外交履历，又担任驻英大使近10年时间，经历并促成了中英关系的升温升级，的确是能够让双方都接受的“中间人物”。
曾任民国时期外交部长的王世杰
当然，王世杰这一破解燃眉之急的举荐行为与老蒋不谋而合，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对方出于监督和控制汪精卫集团及其一切有关联人员的需要，作为曾经汪系得力干将的郭泰祺自然是首当其冲，只能说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下，王世杰的推荐和老蒋的认可都显得恰到好处。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走重庆，旋即于月底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亲日“艳电”。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军国主义扶持下于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与此同时，周佛海、陈公博等一系列汪伪汉奸头目大肆拉拢原汪系阵营及国民党高层军政要员以争取投向日方。这样一来，作为驻英大使的郭泰祺则不得不引起老蒋足够的担忧和重视了。
臭名昭著的“汪伪政权”负责人汪精卫
一方面，郭泰祺早年便任职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并在中原大战和之后的广州反蒋事件中均站在了老蒋的对立面，此时汪精卫大有上蹿下跳之势，难保郭泰祺不会再度与其携手合作；另一方面，郭泰祺多年身居驻英大使的要职，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一旦被汪伪势力策反变节，无论在国际或是国内抗战大业中产生的负面影响都将不可估量。
有鉴于此，对郭泰祺以外交部长之名行监督制约之实则显得刻不容缓了。尽管这位新任外长在接到任命电文后第一时间曾表达了“先行留驻英国以同新任驻英大使顾维钧工作交接”的惯例请示，但却没能得到老蒋的许可，因之，匆匆做好整理行囊、安顿家人及礼节性告别英国官方及私人好友后，他于接到任命半个月后启程回国。
彼时的郭泰祺或许没有将汪精卫的亲日表现和老蒋疑心深重下的这种权谋之术联想在一起，在他而言，或许这只是出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一次正常人事任免。但很快，这种带有“汪系人物”的标签便让他体会到了自己职业巅峰昙花一现后的落寞。
时任民国外交部长的郭泰祺接见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老蒋对郭泰祺的不信任固然是导致其外长生涯“短命”的必然，但最终加速免职之日到来的关键则源于郭泰祺短暂任期内的一系列不被老蒋看好的操作。
首先是他在上任之初坚定表达抗战到底决心的同时，提出了与纳粹德国断交的主张。坦率的讲，这种观点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一方面自己任驻英大使期间亲眼目睹了英德两国交战对国土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创伤，从国际人道主义和个人情感来说，他对主动挑起战火的德国无不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公开对德断交乃至宣战无疑是在最大程度上争取英美等西方大国对老蒋的支持和信赖，对促进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最终胜利而言百利而无一害。
当然，老蒋却并不这么认为，争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继而获得军事援助这固然是重中之重，但与德国保持密切的军事贸易往来也是十分必要的，毕竟一向对德国武器和战术青睐有加的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互利互惠”的机会；此外，德国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欧洲和苏联战场，而自己面临的直接对手仍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时候同德国断交显然弊大于利。
抗战期间德式装备的中国军队
尽管在1941年7月，希特勒和老蒋双双迫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而不得不终止长达数年的中德军事贸易合作，但那毕竟是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背靠的英美大国战略使然，相比于郭泰祺这位性格鲜明的下属表达的观点主张而言，更容易，也必然使老蒋最终接受。
这样一来，任内的郭泰祺主动提出与德国断交主张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被触到逆鳞的老蒋自此对他产生了“太无意识”的负面印象。
其次是任内过于“高调”的郭泰祺因个人作风问题引发的社会舆论谴责。起初执掌民国外交部的他确有自视甚高的姿态，不仅按驻英期间工作习惯拒绝了老蒋在周末的召见，更是在老蒋极力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形势下被官方媒体《大公报》刊登了以讽刺生活腐化、私德不检为主要内容的《拥护修明整治案》社评。
一时间，“民国外长郭泰祺花费巨款购置私人公馆并满足自己金屋藏娇私欲”的新闻甚嚣尘上。生活腐化堕落程度世人已不得而知，不过挪用公款购置公馆的私欲行为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一社评文章的背后不乏其官场政敌别有用心的大肆“炒作”，也难保不是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老蒋特意交代宣传部门的主观刻意行为，但都不可避免的如同一剂催化剂那般加速了郭泰祺外长生涯的终结。
社评文章发表的第二天，郭泰祺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被罢免外交部长职务，由老蒋的“国舅爷”宋子文接任新一届民国外交部长，正式开启了二战时期中美两大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紧密合作的“蜜月期”。
而注定以悲剧收场的郭泰祺则痛定思痛，一改昔日高调行事作风，在抗战胜利后的国际舞台上再度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首任中国代表身份出现，续写着自己作为外交官生涯的传奇故事。
时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中国代表的郭泰祺
如今，当我们再度回首这位民国时期“短命”外长的巅峰时刻，尽管就任之初便注定了这是一次看似风光无限，实则被蒙上一层悲剧色彩的职业履历，但其个人缺乏政治智慧和自律意识，最终使本可以延续的部长生涯加速到来也是不容置喙的客观事实，这既是自己身负不良标签的力不从心所致，也是个人局限性被扩大利用的无奈挣扎。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郭泰祺身份有着何种差异与变换，不为私情羁绊，亦不随波逐流，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言行是值得国人敬重的，或许用教员评价爱国志士王亚樵的那句话来形容他恰如其分：
“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