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午夜凶铃

黄百韬早有强烈预感，他就是我军的下一个目标。

在豫东战役后，黄百韬获得蒋介石亲手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并被提拔为第七兵团的司令，黄百韬极为感动，说：“国家厚我，领袖厚我，有死而已。”

然而，黄百韬上任后就发现，自己的这个兵团（25军、63军、64军、100军）简直是拼凑而成，兵多而不精，而驻守的新安镇附近又没有可靠的援兵。

在济南解放后，黄百韬作为粟裕的老对手，深知自己的兵团就是共军此时眼里最大的一块肥肉。

因此，国军参谋总长顾祝同11月4日在徐州召集各兵团首领开会时，黄百韬提出，此时国军应把散布在外的几个机动兵团全部撤回徐州附近，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备战，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

黄百韬特地强调：“不是我怕死，而是这样才能持久”。

在11月5日，国军终于下达“徐蚌会战”计划，要求各兵团向徐州退却，黄百韬大大松了一口气，连夜赶回自己的兵团部安排部队紧急撤退，准备抢在共军来之前跑回徐州。

没想到，此时电话响了。

电话是刘峙打来的，他向黄百韬传达了蒋介石的指令：海洲方向的44军划归黄百韬的第七兵团，第七兵团须在新安镇原地等待44军，与44军集合后才可向徐州撤退。

黄百韬一时间情绪失控，对着自己的长官刘峙大喊大叫：“44军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本兵团究竟何时可以撤退？”

刘峙说不出个所以然，黄百韬“愤怒得把电话摔到桌上”。

蒋介石的这一指令，来自于对整个局势的严重错判。

我军一直在为淮海战役做充分的准备。其中一个重要操作，就是迷惑国军的侦查系统。

国军对我军的侦查一直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在济南战役后，国军曾组织侦察部队带着100多部电台想要渗透山东解放区，最后一部都没带进去。

无奈之下，国军唯一的侦查系统就是靠截获和破译我军的电台信息。我军充分利用了这一情况，在淮海战役发起时，粟裕下令，所有部队一律关闭电台，相互之间靠马匹和摩托来往通讯。而在鲁西南地区的3纵和两广纵队则放开了用电台，并且用十几个纵队的番号猛发电报。

国军情报部门截获了这些电报，并聪明地得出结论：共军主力在鲁西南。

再加上老蒋之前在济南战役得到的消息：共军在攻打济南时“损失极惨重”，“需要休整多月才可恢复战力”。

综合以上情报，老蒋的判断是：共军的下一次攻击还早得很，即使要打，共军主力也在鲁西南地区，调动需要时间。

在这样的判断下，老蒋认为兵力雄厚的第七兵团短时间内非常安全，可以不紧不慢地安排撤退，反而是海州的44军势单力薄，有被华野苏北兵团袭击的危险，于是让刘峙通知黄百韬，接上44军再走。

老蒋可能永远不会想到，他让刘峙打了这通午夜凶铃，黄百韬听到的却是死神的低语。

这个看起来极不起眼的小小命令，成为国民党全部中原部队的覆灭的开端。

几乎就在刘峙向黄百韬传达老蒋指令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已全体抵达预定出发位置。

二、争分夺秒

无奈的黄百韬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召开军事会议，提前做好整个第七兵团的撤退安排，然后在原地无比焦急地等着44军的到来。

黄百韬万万没有想到，离自己并不太远的44军，竟然让他等了整整2天时间。

黄百韬甚至不能为此责怪此时负责指挥44军的李延年，因为李延年身为海州军事最高长官，居然不是海洲第一个接到撤退命令的人。

11月5日晚，一个长期为李延年搞贩盐生意的老板跑来找李延年，对李延年说：“刘峙大人来电话，让我随你一起回徐州。”

李延年很奇怪：“我回徐州干什么？”

盐老板说：“不要海州了！”

这个盐老板走后，李延年才接到刘峙打来的电话，让他往徐州撤退。

李延年气得简直说不出话：“刘峙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如何！”

在刘大人的细心通知下，等到44军急忙组织撤退时，几乎大半个个海州的商户和居民都跟了出来。

此时的44军已经不再像一支军队，几乎是一股浩浩荡荡的难民潮。

焦虑不已的黄百韬整夜无法入眠，他找到此时在第七兵团监军的总统府少将参军李以劻，说了如下一番话：

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老总，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

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生死早置之度外，决不辜负总统期望。

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黄百韬不知道，自己竟一语成畿。

11月7日早上，黄百韬目瞪口呆地看着“难民潮”抵达新安镇，此刻他的心情应该是烂到无法言喻。

黄百韬已经顾不上其他，立刻命令第七兵团全速向徐州撤退。

直到第七兵团前锋抵达运河，黄百韬突然发现自己竟然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在第七兵团干等44军的整整两天时间里，他竟然忘记在运河上搭几座浮桥。

第七兵团12万大军，将只能依靠此刻仅有的一座铁路桥来过河。

面对如此紧张的局面，走在第七兵团最后的63军军长陈璋表示不想跟大部队挤着过河，他自己带63军南下从窑湾过河。

此时，第七兵团的北面已经传来零星的枪炮声，代表着已经有共军部队赶到附近了。

但是，黄百韬此时反而不再像原先那么紧张，因为他知道，河对岸就是李弥兵团的防区，而再往前则是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队的防区，回徐州的路上都是安全的。

尽管自己犯下了一些“小错”，不过，即便华东野战军主力此时赶到，第七兵团最多也就是在河的这一边损失少量阻击部队，自己的大部队只要过了河，就能安全撤回徐州。

于是，黄百韬安排100军44师进行阻击，命令第七兵团主力部队抓紧过河。

三、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黄百韬极高的警觉性，几乎让我军的淮海战役整个破产。

尽管刚开跑就被老蒋拖了两天后腿，黄百韬这次无比积极的行动力，还是让他远远跑在了粟裕的前面。

根据事先安排的攻击计划，华东野战军11月6日全体出发，开往预定攻击位置。鲁中南纵队当晚包围了郯城的保安部队，粟裕、陶勇指挥的两支兵团直扑向新安镇东西两侧。

然而，当华野9纵先头部队于11月7日晚第一个抵达新安镇，才发现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

抓不到黄百韬，淮海战役真就只能打淮海了，几十万大军劳师动众去解放几个小据点成何体统，即使不算上消耗的天量补给，对部队士气也是不小打击。

粟裕下令，华野全体部队立刻转向徐州方向，开始追击黄百韬。

粟裕此时非常紧张，他知道，如果黄百韬提前出发，那此时肯定已经到了运河，在运河的天然阻拦下，无论华野部队如何在后面死追，也无法对黄百韬形成包围态势。

如此一来，这场战役最多只能歼灭黄百韬一部分部队，已经无法完成全歼黄百韬的任务。

淮海战役是否能够实现预定目标，就只能看战前作为后手的暗线能不能生效了。

这条暗线，并不是华野自己埋下的，这支被我党精心隐藏的重要力量，已经在国民党内整整埋了十几年。

在淮海战役即将发起时，周恩来电告华东局，立刻派人与特别党员何基沣、张克侠联系。

华东局的领导这才知道，原来此时负责镇守徐州东北的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队，其两位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都是我党潜伏在国军多年的地下党员。

何基沣、张克侠

与临时决定起义的吴化文完全不同，何基沣、张克侠作为我军长期的地下党员，早已为起义做好了充分准备。

何基沣在1938年曾秘密在延安住了2个月，期间与毛主席多次谈话，在1939年秘密入党；

张克侠1929年加入共产党，曾在1946年秘密会见周恩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回到部队去做其他将领和士兵的工作，为关键时刻做好准备。

华东局派出的杨思德同志找到了何基沣、张克侠，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的话：关键时刻到了。

就在吴化文起义后，刘峙担心同为西北军旧部的冯治安部队也有起义的风险，于是和杜聿明商议后，把原先负责镇守徐州的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队调出了徐州，让其负责徐州东北面的防御。

冯治安部队得知自己又被拿来当炮灰，全军上下怨气极大。

而从军事态势上，此时的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队孤零零守在徐州东北的运河一线，反而不像在徐州城内被其他国军包围。

这正是起义的大好良机。

接到组织命令后，何基沣、张克侠立刻开始策划起义工作。

在11月7日，两人向华东野战军发来消息：一部分军官已同意起义，但仍有一部分军官犹豫不决，而冯治安本人对起义不置可否，只要能争取到摇摆不定的这批军官，就有把握能够举行起义。

华野立刻命令7纵向第三绥靖区的万年闸地区发起猛攻，不到几个小时，万年闸地区的一个营就被我军彻底消灭。

何基沣、张克侠马上顺势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何基沣在会上跟军官们说：“过去，蒋介石把我们西北军当后娘养的，什么装备补给都不给我们，现在大战临头，蒋介石又要让我们给他带孝帽子了（意思是给老蒋当亲儿子），让我们在前线送死，我们能这么蠢么？”

何基沣、张克侠在冯治安部队中具有相当的威信，再加上华野刚刚展示出的强大实力，原先摇摆不定的军官终于下定决心，一致同意起义。

起义的口号定为“杨思德”。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将对整个战局产生决定性的意义：一旦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队成功起义，则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7、10、13纵将可以直接穿越冯治安部队的防区，从而跨越整个运河防线，如同神兵天降一般，当头斩断黄百韬返回徐州的路。

接到杨思德“起义可能成功”的报告后，粟裕把起义的日子定在11月8日，也就是淮海战役总攻发起当天。

至此，淮海战役漫长、复杂、惊险的准备工作终于全部完成。11月8日，中原国军将面临中野、华野雷霆万钧的合击，而在国军的一片混乱中，黄百韬和他刚刚接手的第七兵团，将无可挽回地迎来自己的末日。

四、老旦点评

1、在国军11月5日制定的作战计划中，44军原定从连云港走海路撤退，然而，国军随后发现“难以抽调足够船只”（东北国军此时正从海路大撤退，应该与此事有一定关系），加上对我军部署的严重错判，老蒋于是下令改为从陆上撤退，这才有了黄百韬接到的午夜凶铃。

2、以黄百韬表现出的积极性，如果不是老蒋朝令夕改，给他下了等待44军这么无厘头的任务，等我军发现新安镇没人时，第七兵团早已经跑过运河了。（44军携带的大量民众也拖慢了整个第七兵团的行军速度）

3、单就这个事情而言，国军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老蒋糊不糊涂的事情了。他做为国民党最高首领，手下人给他汇报都是这样的：“我军不幸丢失济南！但战士们英勇奋战，剿灭共军数十万部队！共军已经无力再战！”“据可靠消息，共军主力就在鲁西南！”换谁来也得给忽悠瘸了。

4、而黄百韬的“糊涂”也并非看上去这么简单：有关史料中，其实已经找到了11月5日左右黄百韬派工兵前往运河架桥的命令（大概率是没接到午夜凶铃前，准备连夜跑路的那个时候发布的）。然而，在一片混乱中，最终也没有人去执行这道生死攸关的命令，以至于连黄百韬本人最后都以为自己从未下过架桥的命令。

5、这条命令究竟为什么最终无人执行，其真相现在已经无处考据。可能只是接到命令的部队一时偷懒，又或许，是我党的一位无名英雄，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了命令的实施，断绝黄百韬的最后一线生机，而这位无名英雄的功绩，也和他的名字一样，默默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