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参考资料

若杉邦子「「過渡時代論」に見る梁啓超の"過渡"観」『中国文学論集』第22巻、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狭間直樹編 『共同研究 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 みすず書房

齋藤希史 『漢文脈の近代 清末＝明治の文学圏』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当我抵达日本时，看到了一个新兴的、正在崛起的国家，感觉就像呼吸着晨风，身心都感到神清气爽。这里的每个人，从官员到工匠，都充满希望，充满了艰苦奋斗、进取的精神，一起帮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国登上了新世纪的文明舞台。回顾腐败的清政府，我们发现它缺乏活力和主动性。比较这两个国家，我真心觉得我们应该尊重日本人民。”

梁启超抵达日本后，关于当时对日本的印象，说了以上的话。1898年，清国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和他的朋友设法逃脱，到日本大使馆寻求庇护，并于10月3日让梁登上了大岛丸号军舰，在1898年10月20日经广岛港抵达东京。在东京，梁启超他受到志贺重昂、犬养毅、柏原文太郎、高田早苗等明治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欢迎。

此后，梁启超在横滨中华街生活，与孙中山、章炳麟等革命人士交往，进行启蒙思想演讲和各类活动。流亡期间，梁启超积极接受日本思想文化，当他能读懂一定程度的日语后，就积极地通过日语资料吸收西方思想，并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

梁启超还建议他的中国同胞学习日语翻译和日本人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因为清朝的西方翻译大多是关于军事技术的。例如，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自由书》，就受到了亨利·巴克尔、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的影响。而《新民论》也受到了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的影响。

梁启超通过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继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清末的年轻人传播非中华的思想和思维方式。1901年5月11日，梁启超发表了基于赫伯特·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思想论文，其中就包括“过度时代论”。此外，作为当时的笔名，梁启超有时以吉田松阴（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的名字称呼自己为“吉田晋”。

梁启超在流亡期间，也以思想的频繁转变而闻名，尤其是革命思想的激进化引人注目。后来梁启超与其老师康有为政见不同发生矛盾，梁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斥责后，他的激进主义逐渐消退，开始主张开明专制君主的政治改革。1905年，中华同盟会会刊《民报》称“武装革命推翻清朝，会引起骚乱，外国帝国主义干涉，会亡国，现在应该而是实行开明的专制。”

梁启超本人在晚年也反思了这种思想转变的严重性，但它始终如一的基本理念是，中华民族是创造了四大古文明的自豪民族，民族复兴必须建设现代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