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文献学论集》，王培源、任增强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该书为2021年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全书围绕“汉籍文献学”这一核心论题，荟聚了部分参会学者的文章，涉及汉籍与汉学学理关系、汉籍文献学建构的可行性、汉籍目录学、汉籍整理研究、汉籍与数字化等内容。
汉籍传播与汉学研究 阎纯德
构建“汉籍文献学”的可能性及其内容、意义与方法 王承略
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谈起
——关于“汉籍文献学”的初步思考 王培源
西方汉学目录学研究概述 孟庆波
《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的刊行背景及意义 ［韩］全寅初
海外汉籍古钞本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以《文选》日藏古钞为例 高薇
汉籍在海外的流布样态与研究取向 任增强
谈《太平广记汇校》进行之始末
——着重介绍中国台湾地区及韩国、日本保存之珍贵版本 王国良
海外中国说唱文学文献的收藏与著录 苗怀明
日本学人《山海经》研究的文献学视角与方法 张西艳
传俄中文文献考源
——以西伯利亚汉籍与明朝国书为例 陈肖杉
略论俄藏孤本《铁冶志》的文献价值 张云
论权近《周易浅见录》对宋元易注的吸释 杨胜男
从语言研究的立场看东亚文献数字化的各种问题 ［日］内田庆市
浅析“融合”背景下的汉学数字资源建设 王国强
后记
——关于汉籍研究的些许思考 任增强
王培源
2021年8月1718日，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成功组织了一次《“汉籍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线上）。在众多报名者中，应邀参会并发言的海内外学者20人，另有18人线上旁听了会议。
《汉籍知新》(第一辑)
这虽然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学术会议，但从学者的踊跃报名和发言来说，体现了汉学研究界对于汉籍文献研究重要性的认同，对于进一步开展“汉籍文献学”研究的期待。
当前，汉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汉学研究渐趋升温的过程中，文献学的研究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但是，在汉学研究界，相比于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献学的研究还显得薄弱，尤其是相关的理论探讨更是不够。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这次讨论，就想在这方面做一次引玉之砖，希望通过这样的研讨活动，使汉学界同行能够在文献学的研究方面给予更多的注意，以更好地促进世界汉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在大量文献工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献学，如果从其内涵来说，是一门很古老的学科。但在汉学研究的特定范围内的文献学，是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针对汉学研究发展出来的一门学科，有着与传统的文献学很不一样的方面。或者说与传统的文献学比较，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我们之所以提出“汉籍文献学”研究的设想，正是基于不同于传统文献学的方面，需要我们很好地开展研究。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文献学来说，“汉籍文献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诸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文献学面对的是文献工作。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对于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利用的各方面，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和研究方法。
《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
但对于“汉籍文献学”来说，在这些大的原则之下，各方面内容的研究，都有着很不相同的表现特征。比如，就汉籍本身来说，由于汉籍流入所在地域的背景和渠道不同，一般情况下，多数地域（东亚除外）汉籍缺少了典籍本身的系统性，而更多地表现出不同地域之间汉籍存在的偶然性（特别是汉籍传入的初期）；这种偶然的存在会大大影响当地对汉籍的认知和选择。
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哪些部分能够和当地的文化产生共鸣，从而引起注意和重视，就会极大地影响汉籍在这个地域的流传趋向，也会形成不同地域汉学研究的特色。在这一方面，汉籍的传播和影响力与典籍本身的重要程度关系不大，更重要的因素是该典籍与当地文化的契合度，是否适应当地文化的需求。
另外，汉籍文本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汉籍文献研究必须注重的问题。没有这种转换，汉籍只能是象牙塔里的古董，很难产生其文化作用。而文本转换中的各种异解，去取与夺的角度，又因为各种条件的制约会产生极大的不同。
这不仅仅是语言水平的高低使然，更重要的是在不同文化观念制约之下的主观理念所造成。哪些可以形成文化的共鸣和需求，哪些就是被介绍利用的对象，与这些文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正解无关。
《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研究》
至于学者对具体汉籍的关注与否以及重视程度的高低，在汉学研究的范围内，更多的是学者的学术兴趣而不是强烈的官方色彩（当然不排除官方色彩。在特定情况下，或者在不同的文化需求之下，官方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很明显、很强烈的。
尤其是在汉字文化圈中更是如此）。像这样的一些因素，是传统文献学很少遇到、而“汉籍文献学”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这些新的课题，直接影响到“汉籍文献学”研究的理念和发展格局。
当然，影响“汉籍文献学”研究的不仅是以上所述，多元文化观念的交织、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等，也都成为了“汉籍文献学”需要面对的新课题、新因素，产生了更多需要深入研究的新问题。
因而，“汉籍文献学”的研究，我们面对的还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说它熟悉，是因为文献学的一般规律和研究方法，是从传统中走来的；说它陌生，是在“汉籍文献学”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新问题，新情况。这就要求“汉籍文献学”的研究，应当在尊重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结合和吸收更多的研究方法，使其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域外文献里的中国》
我们知道，“汉籍文献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学科理论建设的不成熟，决定了在本领域的研究中，尚存在很多的不同意见和争论。这包括从基本概念的界定到大的体系结构，从理论的总结到文献学的实践，从研究的方法、路径到成果的呈现形式，特别是文献学研究中新技术的应用等。
在这些方面，虽然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工作的实践，但如何对这些实践经验加以提升，在理论探讨中总结规律，逐步完善，达到消弭分歧、统一认识，以建立起适应汉学研究需要的、能为汉学研究切实服务的“汉籍文献学”体系，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思考和探讨。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本次研讨会围绕“汉籍文献学”理论建设及实践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和交流。
虽然局限于线上交流，意见未能充分展开，但发言中所涉内容广泛，研究视角多样。既有对汉籍与汉学研究的综合性思考，也有对“汉籍文献学”的基本学理的初步探讨，对“汉籍文献学”涉及的诸多方面具体问题的论证和分析，对文献研究工作实践的总结和感悟。
更可贵的，是着眼于文献学未来的发展，对于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中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在这些方面，虽然尚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进一步讨论，需要在各有关方面持续不断的努力下，打破现有汉籍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壁垒，冲破固有观念的桎梏，以期取得更广泛的共识。
《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序跋目录集》
但本次会议就积极推进“汉籍文献学”建设的必要性，发挥文献学在汉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方面，获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会议讨论以广阔的视野展开，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具体问题的分析和阐发。既有历史的回顾，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探索。这些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包含着多方面的学术文化意义。
本次学术研讨会，是山东大学在推进汉籍合璧工程的过程中举行的。汉籍合璧工程的终极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搜集和整理存世的汉籍文献，建立起能够为世界共享的完整的汉籍文献系统，推进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以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完成这个目标，汉籍文献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探讨，就是合璧工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提出“汉籍文献学”的讨论，也是希望形成一个有关汉籍文献学术研究、交流的平台，在汉籍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方面，在文献学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方面，得到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参与和支持。大家携手合作，共同促进“汉籍文献学”学科建设和汉籍与汉学研究的新发展。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会议论文集，集中了会议上的大部分发言，藉此可以了解各方面专家的主要见解，也体现出本次会议的主要成果。这些论文，固然不乏大作，但也有尚不成熟、甚至颇有争议的一些看法。本着“文责自负”和探讨的精神，对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完全尊重作者的论述。
在“汉籍文献学”逐步完善的过程中，这些看法“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本论文集能够成为“汉籍文献学”发展道路上的一粒小石子，是我们乐于见到的结果。
再次感谢参加本次研讨会并贡献出各自学术卓见的诸位学者、诸位同道！
《欧洲藏汉籍目录丛编》
关于汉籍研究的些许思考
任增强
汉籍，相对于古籍而言，是一种“漂流物”，是实现了跨国度、跨语言、跨文化的中国古籍。以汉籍所“漂移”至的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观之，中国西晋时期，作为儒家典籍的《论语》便由朝鲜半岛辗转传至了日本；而大航海时代，随着葡萄牙与远东的接触，1514年，葡萄牙人在向教皇进献的异国礼物中，便有一本汉籍。
《英美聊斋学研究》，任增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在实现跨国度之后，一部分汉籍，或某版本或某一品种，被束之高阁，数百年来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另一部分汉籍，因引起本土汉学家的学术兴味，从而进一步迈出本土化变身的“漂流”历程。
历史上日本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日本汉学家操习古代汉语，故可对舶来汉籍加以点校整理；但汉籍传至日本后，精英阶层可直读原文，而出于面向公众的推广普及之需，也往往加以训读翻译或者转换为流畅的现代日语，遑论汉籍在非汉字文化圈的变身。
由于中西语言的巨大差异，翻译显然是汉籍变身的前提，或曰海外汉学的真正起点。正是在汉籍被加以点校整理、翻译改写等不同形式的本土化变身后，汉学家等海外有识之士，藉汉籍而开启了对中国文化的系统性研治和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入考探，并进一步推而广之，以汉籍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海外产生广泛影响。
由上述对汉籍流布的简要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对汉籍的研究应该是跨学科的或曰交叉学科式的，以文献学、传播学、翻译学为始基，以跨语言、跨文化为必要之国际视野，依据不同类型的文本，结合文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具体学科而开展，既注重文献考证，又必须做思想阐发，考释并举，以交叉学科的新文科理念，做立体式、多向度的综合研究，如此方可较为全面地展示和把握汉籍研究以汉籍为研究客体的这一门新兴学问。
《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蔡九迪著，任增强译，陈嘉艺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版。
今日我们开展汉籍研究，窃以为有几点尤其值得关注。第一，汉籍的外延不但包括庋藏于海外藏书机构、数百年来处于沉睡状的古籍版本与品种，亦应包括在海外广为流通，即被翻译、整理、研究、阅读的古籍版本和品种。
其次，对汉籍价值的评判，不能仅仅依据其对中国学术史的意义来加以判断，还应依据它们为外人所知、在海外被阅读以及对海外汉学家以及普通民众影响的程度而定。如此，即是要借鉴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倡导的实证法，依循汉籍以海外汉学为中介而逐步世界化（worlding）的历史脉络，考证汉籍在海外的递藏源流，汉籍在海外流布的具体步骤与渠道，以及翻译、改写、改编以致研究等各种形式的外文变体。
一方面，要突破本土已有经典观念的束缚，在世界多元文化这一大的国际视野中重新认知汉籍的异域生成；另一方面，以“影响研究”的实证考察为前提，在文献史实的基础上以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阐释汉籍在世界文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与独特价值，以此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增订版）
2021年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主办“汉籍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本论文集所收为海内外方家所提交之参会文章。虽以“汉籍文献学”名之，然论文集中不乏大作，以探索汉籍在“文献”之外的研究可能性，与笔者上述汉籍研究思路亦有所暗合。
可见，如何进一步厘清汉籍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已然是学界颇为关切的话题。遂以本论文集为“学术之砖”抛出，期待学界同好就汉籍研究贡献更多良策，以共同推进此门学问的生长与繁阜。
是为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