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宛城被张绣偷袭之后，一路向西败退到舞阴县（今河南方城县杨楼乡），收拢各路残兵败将，诸军情绪还算稳定，建制也还算完整。特别是平虏校尉于禁所率数百泰山兵（于禁泰山郡人）殿后阻挡数千追兵，虽有死伤却能凝成一团，拆不散，打不烂，一路擂鼓而退。而军纪很差的青州兵就惨了，不仅被打散了建制，回来居然还告状，说是被自己人落井下石，他们才会这么惨。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于禁在撤退途中发现一群青州军的散兵游勇正在沿路抢掠，不光抢东西，还把人衣服给扒光了，害的一大群男女在大街上裸奔，成何体统！
真是变态啊，于禁大怒，上前狠狠收拾了他们一顿，数其罪曰：“尔等同属曹公，而还为贼乎！”又抓几个为首的杀了示众，以安抚百姓，并宣布这些事端绝非曹将军授意。
爱兵而不爱民，不可以为将。爱将而不爱民，不可以为君。最善将兵者，必能治兵，兼能治他人之兵，于禁是也。
可这一下青州兵倒觉得委屈了，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哪？！就逃到曹操跟前恶人先告状，说于禁趁乱造反了，得赶紧镇压。曹操觉得不大可能，但为防万一，还是吩咐各营小心为上，别跟泰山兵靠的太近，待事情分晓了再说。
随后，于禁也率军来到舞阴，大家都叫他赶紧去主公那里分辨一下，他却淡然一笑：“今贼在后，追至无时；若不先为备，何以拒敌？分辩小事，退敌大事。曹公英明，岂会受人拨弄！”只是抓紧时间安营扎寨，布置防御工事。
果然，张绣探得曹军各部在舞阴聚集，又率骑兵攻来，却遭到于禁诸将的猛烈反击，结果又反胜为败，一战损失惨重。张绣不敢再在宛城据守，急退往刘表的地盘穰县恢复元气。
曹军经常上演这样的戏码，你以为它已经被击溃了，实际它只是暂时在形式上冲散了队伍而已，而其贯穿全军的士气与斗志，却是丝毫没有受到伤害。而这，才是一支军队真正战斗力的所在。
战后，于禁才从容谒见曹操，表明真相，曹操不由大赞：“淯水之难，吾何其急也，将军却能在匆忙之中，整兵徐退，讨平暴乱，高筑坚垒，不可撼动，从而反败为胜。虽古之名将，何以加兹！”于是封于禁为益寿亭侯。为曹军诸将中第一个封侯者。而对于军纪散乱的青州兵，曹操却没有追究，如前所述，这是他的基本盘，如今大敌当前，护短是必须的，否则谁来给你卖命呢？这些麻烦的问题，还是留待日后局势稳定了再解决吧。
短暂的休整后，曹操便率大军返回许都，只留曹洪率部驻防于舞阴与叶县一带，凭借方城之险，与张绣对峙。没办法，朝廷里曹操有一堆的麻烦事儿要处理。
此次兵败，曹操负有领导责任，他必须要花时间平息朝廷中的不满声音。此时的曹操，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在朝廷中拥有绝对权威，至少非兖州时期加入的这帮人对曹操并不完全信从，何况曹操这次损兵折将，败的相当窝囊。
所以，曹操绝不能把过错归结为自己好色，他的说法是：“吾降张绣等，失于未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从此，曹操接收归服的军阀后都会把对方的家属先控制起来，迁往都城居住以为人质（注1）。这后来成为曹魏的基本制度，就连兵将、官员也需要将家属安置居住在都城，以表其忠心。
而就在曹操权威受挫，压力山大，想要再征张绣挽回颜面的时候，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吕布使者突然来到许都，来就来呗，还给曹操送上一份大礼。
这份大礼，竟是伪帝袁术手下的谋士，韩胤。
原来，还是袁术胆子最壮，就在这年春天，他终于在寿春僭号，自号“仲家”（意思说汉家是第一家，袁家则是第二家），并改九江太守为淮南尹，以寿春为京师，置公卿百官，建皇宫，设祠堂、明堂，郊祀天地，唯独不敢正式登基称帝（曹公尚在，未可也）。这就好比男女通奸偷情，甚至孩子都生了，却不敢正式结婚，一副按捺不住而又胆战心惊的猴急样，当真让人无语。
不过，与大家既定印象不同，袁术之所以在此时僭号，不止因为他信了“代汉当塗高”的谶语还得了传国玉玺，更在于他此时的势力范围已达到巅峰，比他在南阳时混的好多了。
当初，初平四年（193年），袁术从南阳转战兖州受挫于曹操后，便向南拿下扬州治所寿春，自领扬州牧，又称徐州伯，宣示自己对整个淮河流域与江东地区的主权。
袁术这一招还是挺妙的，可谓神来之笔、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典范。既然兖州有曹操、荆州有刘表都不好惹，那不如就退以淮南为根基，捭阖纵横，巧施谋略，从江东、徐州打开一片新局面。首先，袁术派孙贲（孙坚侄子）带领孙家军打败了袁曹的小弟周昂，拿下了九江郡。
接着，袁术又派吴景（孙策舅舅）击败了周昂的弟弟丹杨郡太守周昕，夺得丹杨郡；兴平元年（194年），袁术又派孙策攻打庐江郡太守陆康，拿下庐江郡；次年195年，孙策又自告奋勇，带领孙家军南下，只花了一年多，便全取了江东四郡；孙策不愧是孙坚的将门虎子，这年才20出头，却在短时间内开创了如此基业，真可谓项羽韩信霍去病之后，又一位光彩四溢的少年英雄！光论这一点的话，三国群雄没人比得过他！
而与此同时，袁术又趁着刘备新领徐州，根基不稳，亲自领军北上，占其广陵郡和部分下邳郡，并将势力渗透到了豫州的陈国、沛国与汝南一带，实力大增！至197年初，袁术的势力范围，已横跨扬、豫、徐3州11郡，按理实力应不逊于曹操袁绍两位大佬，所以袁术不管三七十一，先僭号爽一把再说！
袁术走了一步大臭棋，后来曹操统一北方，取了大半个天下，都不敢称帝；袁术才刚混出点名堂，就抢着跳出来找打，岂不可笑？
可袁术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反正认为自己就是真命天子啦，还在后宫搞了数百佳丽，绫罗绸缎的穿着，鼎食粱肉的吃着。虽然这年江淮天旱岁荒，士卒百姓饥寒交迫，以至人相残食！
烈士多悲心，曹操听闻，觉得有些痛心，又有些愤怒，感情的闸门一旦泄开，就再也难以自抑，于是生出了一篇脱胎于挽歌的新乐府诗《蒿里行》（注2），文见其人，字里行间，尽显其对于此悲剧时代之哀痛与卓然于群雄之觉悟。明人谭元春因此说：“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古诗归》卷七）。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津盟，乃心在咸阳。
军力合不济，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称帝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短短八句八十字，从当年酸枣会盟失败一直说到如今袁术称帝号，总共七年山河破碎的历史画卷，语言古朴，雄阔远大，感情沉痛，直面现实，其境界之开阔，其文学之高度，其思想之深远，可谓“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明代钟惺《古诗归》）。
需要指出的是，《蒿里行》等汉末新乐府五言诗的兴起，是曹操的一个重要文学成就。两汉时期，汉赋最为流行，即便在诗之中，也认为四言是诗体正宗，而五言乐府只是民间“流调”。正是从曹操，才开始关注这种新的五言乐府，并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意义非凡的中国抒情诗”。汉赋本质是一种宫廷文学，歌功颂德，浮华烂俗，与之相比，“这种新的抒情诗更多呈现诗人的个人体验和情感共鸣。它的主题不再是皇家林苑、都城或礼仪，而是知己的宴会、分别的瞬间，或者是黄昏时对山峦的一瞥”（注3）。后来，曹操之子曹植又进一步改进了五言乐府诗，并借此表达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从而将中国古典主义浪漫带向巅峰。而曹丕则开创了六言、七言、杂言诗的体例，并对建安时期抒情小赋和书信体散文的蓬勃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曹氏父子为中国诗学开一新纪元，并为唐朝七言绝句与李白杂言乐府开出了端绪，其总体文学成就堪称古今之最。
另外，早在这首诗之前，曹操还写过一首类似的五言乐府《薤露行》。
惟汉廿二世，所任（何进、袁绍）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董卓）持国柄，杀主（少帝）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献帝）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同《蒿里行》一样，《薤露行》原本也是一首挽歌，只不过《蒿里行》所哀悼的是百姓，《薤露行》所哀伤的是朝廷（注4）。无论百姓朝廷，曹操表达的是丧亡之哀，而面对这些乱世群雄，曹操则表示的是批判与蔑视（注5），总之一开始，大家的境界就不一样。
正如唐代诗人元稹所言：“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念曹操的诗，一定要用一把深沉的男低音，他的诗极少华美的辞藻，结构也不是很精细，但简约严明，雄劲俊爽，就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染力和崇高美，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伦理关怀与厚重的历史使命感。曹操能够在三国群雄之中脱颖而出，靠得就是这种心系天下的政治家情怀，这种情怀就连刘备也稍有缺乏，就更别说二袁孙权刘表之辈了。
于是，在曹操的影响与激励下，一大批建安文人成长起来，他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他们有着对苦难社会的自信心与责任心，这是一种高贵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品质，更是一种长期压抑后喷薄而出的激情，他们怒放的生命，在乱世的血腥荒野中飞翔、穿行，拥有超越平凡、挣脱一切的力量。这种力量，这种人格的刚健，被称为“建安风骨”，它代表了历史上一种理想的文学状态与文学典范，从此在文学史上不断被提起，过一段时间就有人要求回归到建安文学（注6）。
章炳麟先生有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文章的刚柔，往往反映了时代的盛衰，如西汉强盛，文章雄丽而刚劲，东汉少衰，则文辞亦视昔为弱”。但建安文人的特点，是“骨劲而气猛”，是“雄健深沉，慷慨悲凉”，可见这个时代在悲惨中还带着不屈的力量，也就是国家虽衰了，但人物未衰，且人们的心气反而更为刚健了。不像后来的南朝，时代渐衰，文风也软靡无力。而曹操便是这帮建安文人的核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文坛、政治双料领袖。从这方面来说，他也可算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了。
最后说一下，建安文学的发展，与当初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也有关。东汉末年，汉灵帝为了与党人集团争夺人事权，不仅禁锢其政治权利，禁止其做官，还试图绕过原有学术架构，另立学校，遂指派宦官集团在洛阳北宫章德殿前外院之鸿都门下（校址如此靠近宫禁，可称天子门生了），开设了一个以文学、艺术、书法为教学内容，并从中培养人才供应朝廷的“新太学”，称“鸿都门学”，以打破世家大族原先营造的选官壁垒。比起严肃古板的儒家政治哲学，文学艺术这些东西总要温馨平和得多，看来，灵帝与公公们真是被那帮激进暴烈的儒学党人给吓怕了（注7）。
然而，由于鸿都门学培养的寒族子弟人数太少（注8），实力不足，根基不稳，即便高官封爵，乃至画像表彰（注9），但仍“士君子皆耻与为列”，后来也并未在三国政治舞台上造成太大影响，却在文学艺术舞台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客观上造成了书法、绘画与文学在魏晋时期的蓬勃发展。而作为宦官后人的曹操父子受家庭影响，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们重辞赋而轻经学，重真情而轻俗规，重实用而轻理论，重才性而轻名教，他们认为文章诗赋不是为道德、教化服务（不必寓教训），而是一种个体的生命活动，更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最高形式，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曹氏父子的这一观点，及其所推动的文学革命，使文学不再是汉代扬雄所谓“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东西，并使其最终从儒教的影响下独立出来，开创出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注10）。五百多年后，杜甫有一首《赠将军曹霸》的诗，是写给曹操后人、唐代著名书画家曹霸的：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魏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叡、陈王曹植四人被合称为“三祖陈王”，排在“建安七子”之上，是公认的中古文学奠基人。看来，英雄的霸业只是暂时的，而文艺的觉醒与文化的传承却是永恒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也正是这么个意思。
注1：只有孙权，虽多次表示归服，却一直不送人质，故能保持其独立性，而坚持到了自己称帝。
注2：蒿里一词源自和泰山相连的蒿里山，据说为人死后灵魂归处，而主管蒿里的，则是泰山神，亦即镇墓文中的泰山府君。故《蒿里行》本为乐府曲调中送葬挽歌之名，其曲调哀伤沉郁，曹操借此作诗，当可称得上是一曲时代的挽歌。事实上，从汉末灵帝时起，京师洛阳就兴起了一种婚庆之日表演葬礼上的傀儡戏、并唱挽歌的风俗，一种末世的氛围已呼之欲出。《续汉书·五行志》云：“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
注3：【美】陆威仪：《哈佛中国史02》之《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8页。
注4：晋人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又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所谓“哀君”，就是哀悯皇帝，为“王公贵人”送葬；所谓“哀臣”，就是哀悯苍生，为“士大夫庶人”送葬。
注5：钟惺《古诗归》卷七云：“看尽乱世群雄情形，本初（袁绍）、公路（袁术）、景升（刘表）辈，落其目中掌中久矣。”又云：“此二语，道尽群雄病根，惟玄德（刘备）、仲谋（孙权）可免，成败鼎足，局自此定。”
注6：如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陈子昂就表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所以他们这帮诗文革新家要恢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建安风格，“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李白亦曾写下“蓬莱文章建安骨”“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诗句，效仿三曹自信豪迈的创作风格。
注7：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曾将自己的宠物狗“著进贤冠，带绶，以为笑乐”，进贤冠是儒生学者所戴的冠帽，足见灵帝确实看这些儒生士大夫不顺眼。其中有一条狗逃走，在宫中穿行，跑入司徒府门，见者无不惊怪。《五行志》的作者司马彪亦不无讽刺的评论道：“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门。”
注8：鸿都门学的学生人数，在高峰期曾达到一千来人，但与多达三万人的太学生群体相比，又属微不足道了。
注9：见《后汉书·蔡邕列传》：“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另外，汉灵帝还在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并下诏将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位鸿都门学优秀毕业生画在旁边，并立赞语，“以劝学者”，然而只是惹得士人嘲笑。鸿都门学出身的士人之中，见于史载的只有五人，其中乐松、任芝、江览是灵帝宠臣，虽然“工书画擅言辞”，但灵帝一死，他们就消失无踪了；另外还有梁鹄、郗俭二人，郗俭任益州刺史，为政贪腐，后被起义军所杀；梁鹄则虽有书法之才，且先后担任选部尚书与凉州刺史等显职，但畏惧贵戚一事无成，最后投靠曹操做了一个帮闲写字的清客。
注10：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