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新生儿数量跌破1000万大关，创历史新低，人口危机迫在眉睫。

从“独生”到“三孩”，从“控制”到“鼓励”，生育政策大转弯，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专家们开出的“药方”更是五花八门，从“一妻多夫”到“生娃社保挂钩”，一个比一个离谱。

破解人口困局，出路究竟在哪里？是回归传统，还是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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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生一个好，政府帮忙养”，“少生优生幸福一生”，“一个孩子孤独老，三个孩子能养老”……

这些标语，曾经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口号，随处可见，甚至深入人心。

彼时，“少生优生”成为主流价值观，“独生子女”一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口号的内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曾经“催生”的声音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优生”、“少生”的呼声。

这种变化实际上体现了我国人口态势的转变。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以及教育水准的提升，生育观念有了极大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生活品质，不再一味地追求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

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也使得人口结构出现失衡状况，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

如今，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虽然及时调整了政策，先后放开了二孩、三孩，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如延长产假、发放生育津贴等。

但现实情况是，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年轻人对生育仍然望而却步。

调查显示，房价高企、教育成本上涨、就业压力增大等，都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创下了历史新低。

这一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是无数家庭的生育选择。

它折射出当下年轻一代在就业、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面临的多重压力。

“谈婚色变”、“不敢生”、“不想生”等，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内卷”一词，起初是用来描述一种向内螺旋式的收缩状态。

而在当下的语境中，它更多地被用来形容一种社会状态：内卷，就像看演出有人踮脚大家都跟着踮，累却没更好效果。生活中如学生学习有人熬夜大家都学很晚，职场有人加班大家都加，拼命竞争却收益不增还疲惫。

而这种竞争，往往是无止境的，甚至是自我消耗的。

在当下的中国，教育无疑是“内耗”极为严重的领域之一。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进步，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

2022 年，全国高校毕业学生人数达 1076 万，刷新历史纪录。

不过，与之不相对应的是，就业职位的增长速率远远落后于毕业生的增长速率。

其结果便是，学历价值降低，就业竞争愈发激烈。“一毕业就失业”成为众多年轻人面临的实际困境。

与此同时，高昂的生活成本，进一步加重了年轻人的经济压力。

据统计，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20，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合理上限。

在一些一线城市，这一比例甚至超过30。高房价，让很多年轻人不得不背上沉重的房贷，成为“房奴”。

而高额的彩礼，更是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不敢轻易踏入婚姻的殿堂。

除了住房，教育也成为许多家庭的重大支出。

据统计，我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尤其是学前教育阶段，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 ，许多家长不得不花费大量金钱，让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和兴趣班，以求在起跑线上领先一步。

而这，无疑又加重了年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医疗、保险等其他支出，也进一步挤压了年轻人的生活空间。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许多家庭仍然难以承受。

尤其是在面临重大疾病时，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医疗费用，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陷入困境。

在这种“内卷”的社会环境下，年轻人面临就业难、收入低、负担重等多重压力，生育意愿自然走低。

一方面，高额的育儿费用，让许多年轻人心生怯意，不敢轻易选择生育。

另一方面，激烈的职场角逐，也使得许多年轻人，尤其是职场女性，不得不延迟生育安排，甚至放弃生育打算。

毕竟，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生育似乎变成了一种“昂贵品”，只有那些经济状况良好、工作稳定的人，才敢于“拥有”。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政策有效地遏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有限的资源能够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中去。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

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父母能够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形势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30%。

老龄化不仅意味着养老负担的加重，也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挑战。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也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失衡。

由于男孩偏好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家庭在生育时会选择性别，这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这种失衡不仅会影响婚姻市场的平衡，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此外，独生子女的增多，也让许多家庭面临“4-2-1”的家庭结构（四个老人，两个父母，一个孩子），这无疑加重了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

再次，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也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了挑战。

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人口红利。

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力增长的放缓，这种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

如何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转向“鼓励”。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允许所有夫妻生育两个孩子。

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又接踵而至，进一步放开了生育限制。

然而，政策的调整往往滞后于社会现实。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生育意愿下降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高昂的养育成本、激烈的职场竞争、不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都让许多年轻人对生育望而却步。

仅仅依靠政策的调整，难以快速扭转生育率下滑的趋势。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奇葩”建议，更是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

比如，有人提出实行“一妻多夫制”，以解决男性比女性多的问题；有人建议将生育与社会保障挂钩，多生孩子可以获得更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

这些建议不仅脱离实际，而且违背伦理道德，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

那么，如何破解当前的人口困局呢？

首先，政府要继续完善鼓励生育政策，在税收、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予更多实质性支持，减轻家庭的养育负担。

其次，企业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营造生育友好的职场环境，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为职业女性的生育提供便利。

再次，社会舆论要转变观念，尊重个人的生育选择，不要给适龄人群施加过多压力。

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理性决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

提升生育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

它需要政府、企业、个人等多方共同努力，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协同发力。

只有营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缓解年轻人的生育焦虑，让他们“敢生、愿生、能生”，我们才能走出当前的人口困局，实现长期均衡发展。

[1] 【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人口大逆转》作者:中国出生率下滑、老龄化加剧如何破局?》

[2] 【观察者网】——《原新:关于鼓励生育，我有三点想法》

[3] 【顶端新闻】——《中国人口形势报告2024: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可能会有小幅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