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22日，写下过《红星闪耀中国》的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对毛主席进行了一番采访。

两人早在延安就结下深刻的友谊，几十年的交情让彼此相处非常放松，斯诺就在合适的时机问出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你一生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斯诺对主席的人生经历也算熟悉，本以为主席会说下井冈山转移时被逼到近乎绝境，或是在中央苏区遭到排挤失去领导权，亦或解放战争初期被国民党数百万大军不断压缩...

但主席沉吟半晌后给出一个他没想到的答案：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内部出现了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能让毛主席铭记数十年的“至暗时刻”，也是很多人心有余悸的“凶险之夜”。另一位亲历此事的领导人晚年回忆起来也非常激动，感慨了一句：若不是毛主席，历史恐怕要改写。

那么，当年的经过究竟如何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喜讯，意味着两部都不再是孤军奋战。

可这股高兴劲仅仅维持了几天，双方先头部队接触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红一方面军太苦，红四方面军太富。

红一方面军在大半年的转战中，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等一系列战事，指战员个个衣衫褴褛、疲惫不堪。

而红四方面才从川陕根据地转出，先前又拿下几个胜利，大部分人都精神饱满、士气高昂。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氏从一线部队听到这些情况后，野心瞬间无比膨胀，对中央的态度也由原先的热情变为倨傲。

14日这天，两大方面军携手举行庆祝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张闻天等人早早到达会场，可张氏半天没有现身。

主席很清楚张氏的性格，无奈地说：他是老资格，摆架子，洛甫（即张闻天），你怎么看？

张闻天回答：那我们就去接他。随后，几位中央领导骑马前往张氏的驻地，再三相邀下，张氏才动身。

在庆祝大会上，张氏还是明白团结的道理，但在人数较少的宴席中，他就开始试探了。大家本来在正常聊天，张氏突然问道：你们带来了多少人？

朱老总没有察觉到背后的深意，正准备如实回答，周总理却及时打断反问：你呢，带来多少人？张氏趾高气扬，夸大地说：我有十万部队。（实际是八万多）

周总理看出他没有说实话，便也应付：我们有三万多人。（实际仅一万多）彼此都有所警惕和保留，这代表着背后已经出现问题。

欢迎宴会，也就在这种面和心不和的环境下不欢而散。张氏随后单独约过不少人面谈，想拉拢对方到自己的阵营，并想搞清楚红一方面军到底还有多少人，只是没能如愿。

两天后，中央决定北上攻打松潘，但张氏拒绝执行，此时他已经从麾下口中得知，红一方面军就是自己见到的情况，再无后手。

因此，张氏想要获取大权的底气更足、对中央也更傲慢。他提出跟中央相反的意见，即南下进入川康地区，在“天府之国”建立根据地。

两种想法其实也代表着两支部队不同的遭遇，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时通过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打得川军丢盔卸甲，就将川军看成软柿子。

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曾与川军对战，尤其是土城一战打得很困难，明白川军战斗力不弱，如果拼命相搏，会特别难打。

眼见张氏不配合，张闻天立即在党报中发表文章《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阐述红军北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批评张氏的作风。

为达成共识，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在发言的过程中，张闻天再次批评张氏、解释为何要北上，最后政治局成员投票决定去向。

张氏见大多数人都同意北上，也暂时表示服从中央。会后第四天，红军总算动身。

前往松潘的途中，张氏经常跟别人发牢骚，阴阳怪气地说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在中央没地位、自己职务不高，主张才没人支持。

这明显是对现有情况的不满，出于团结，中央对张氏让步，周总理让出红军总政委，由张氏接替担任，同时又吸纳了几位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进入政治局和军委。

本以为这样就能让张氏站到一条线上来，但实际却只助长了他的野心。8月初，中央下达进攻松潘的命令，周总理将作战计划传给给张氏，希望合力拿下一个大胜利。

可张氏阳奉阴违，左路军（红一方面军加上红四方面军89师共16个团合编而成）猛攻松潘时，中路军（红四方面军10个团组成）、右路军（红四方面军8个团组成）却犹犹豫豫只是佯攻，导致未能形成包围圈，敌人从眼皮子底下溜走。

这让中央很无奈，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就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彻底打散进行混编。

以红5军、红32军（红一方面军）、红9军、红31军、红33军（红四方面军）等部为左路军；以红1军、红3军（红一方面军）、红4军、红30军（红四方面军）等部为右路军。

领导班子也进行混合，毛主席、周总理、张文涛、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右路军，朱德、刘伯承、张氏等人则被安排到了左路军，两路一同北上。

这个安排，本意是想中央的领导能在决断之时制衡张氏，可实际没起到作用。

1935年8月26日，右路军过完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由于红3军尚在途中、红1军减员过多，徐向前便率红4军、红30军执行攻取包座的任务。

一番激战过后，包座被顺利拿下。按照约定，右路军已将前进的道路打通，左路军也应赶来会合。可现实是，左路军迟迟未动，好不容易刚进入草地，张某又发电报反悔：

上游侦查70里，亦不能徒步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大坝。

这些话，完全是借口，右路军已经走过一遍草地，途中的情况也知会给了左路军，有此基础，左路军按照路线走就是了。且包座已被攻占，过草地不用担心敌情。

至于说涨水无法渡河，左路军有一支规模不小的造船队，完全能应付。粮食方面，他们出发的阿坝也远比右路军出发的毛尔盖更好筹集物资。

所以，并不是外在因素阻拦左路军，纯属张氏自己有了别样心思。

为挽救局面，毛主席、张闻天等人多次去信，希望张氏顾全大局率军北上，然而张氏置若罔闻，还在9月9日发去了一封电报，使得中国革命迎来“至暗时刻”。

叶帅是这件事的关键人物，在他的回忆录《叶剑英传》里写道：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发来的，语气很强硬。

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

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随后，毛主席立即将周围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集结开会，商议如何抵制分裂主义斗争的问题。由于事发突然，各种意见都有，吵了一阵没吵出个一致。

关键时刻，毛主席力排众议做出两项决定，一是主席本人装不知道，先去稳住陈昌浩，二是张闻天前往右路军红3军军部，要求部队迅速北上。

会议结束，张闻天即动身前往红3军，向周总理、王稼祥、彭老总宣布了毛主席的决定，周总理随即命令部队撤离驻地。

做完这一切，张闻天又马不停地返回红1军，他担心有人狗急跳墙，谋害毛主席，等张闻天赶到时，发现毛主席正在叶剑英的保护下，等着自己平安归来。

两人分隔两天，再次相见，犹如经历生死离别般，一番寒暄过后，毛主席和张闻天指示红1军出发，准备与红3军合兵一处。

在毛主席、张闻天、叶帅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央机关和红1军、红3军摆脱困境单独北上，晚年的张闻天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感慨道：

“如果不是当时有毛主席的力排众议，恐怕历史就要改写。”